订单爆棚之后,陈阳以为最难的日子过去了。可他没想到,新的麻烦来得比订单还快。
货车进不来。
从合作社到县城的公路,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平时跑空车还好,现在满载着参花茶、鹿血酒、蛤蟆油,一车货值好几万,颠簸在路上,司机心疼得直骂娘。张二虎送货去省城,回来跟陈阳说,会长,那路真不行了,我那一车罐头,颠碎了十几罐,赔了不少钱。
陈阳蹲在路边,看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眉头拧成了疙瘩。这条路他走了几十年,小时候走路上学,长大了骑自行车,现在开货车,路还是那条路,坑还是那些坑,一点没变。以前穷,没有货要运,路烂就烂了,反正也用不上。现在不一样了,合作社的货源源不断地往外运,这条路就成了卡脖子的瓶颈。车进不来,货出不去,订单再多也是白搭。
修路。必须修。
陈阳去找县长。县长姓周,四十多岁,方脸大耳,说话慢悠悠的,跟他的体型一样稳重。他听了陈阳的来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陈会长,修路是好事,我支持。但是县里没钱。农业税就那么点,刚够发工资,哪有钱修路?你们县里拿不出钱来。”
陈阳又去找省里。省里倒是给了五十万专项资金,但有个条件——地方配套五十万。也就是说,省里出五十万,县里或合作社也要出五十万,凑够一百万才能修。省里的干部把文件递给陈阳,说这是规定,没有配套资金项目就批不了。
陈阳拿着文件回到合作社,把各屯子的头头叫来开会。张德茂蹲在墙根抽烟,李魁坐在门槛上擦刀,郑三炮靠在柱子上闭着眼,马老六蹲在椅子上,赵四爷坐在角落里搓五味子。杨文远把省里的文件念了一遍,念到“地方配套五十万”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了。
张德茂把烟头掐灭在地上,第一个开口:“俺出五千。”李魁把刀收起来,接着说:“俺出五千。”郑三炮睁开那只独眼:“俺也出五千。”马老六从椅子上跳下来:“俺出五千。”赵四爷把手里的五味子放下:“俺出五千。”五个人加起来两万五,离五十万差得远。
陈阳没说话,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圈。他走到窗前推开窗,看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山里人要修路,没钱也要修。
第二天,陈阳把修路的方案改了。向省里争取了五十万专项资金,地方配套五十万——县里拿不出钱,联合社自己解决。各屯子出工出劳抵配套资金,能省一分是一分。
陈阳把各屯子的头头叫来,重新分了任务。他说,省里给了五十万,剩下五十万咱们自己解决。没钱就出工出劳,挖路基、铺碎石、轧路面、修边沟、植树绿化,能干的一样不能少。
张德茂第一个表态:“俺清河屯出一百个劳力!”李魁说:“北山屯出八十个!”郑三炮说:“东山屯出六十个!”马老六说:“西山屯出七十个!”赵四爷说:“南山屯出五十个!”五个人加起来三百六十个劳力。
路是人走出来的,也是人修出来的。兴安岭不缺的是人,不缺的是力气,不缺的是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九月初,修路工程开工了。
从合作社到县城,五十里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陈阳把修路的队伍分成五个标段,每个屯子负责一段,包干到人,责任到户。清河屯负责第一段,北山屯负责第二段,东山屯负责第三段,西山屯负责第四段,南山屯负责第五段。各屯子的头头当标段长,全面负责。
陈阳是总指挥。他戴着草帽,穿着胶鞋,每天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看看这里,指指那里,嗓子喊哑了,脸晒得漆黑。没有人叫他会长,都叫他“陈总”。他不习惯这个称呼,说他不是什么总,就是个修路的民工头。大家笑了,叫得更欢了。
张德茂带着清河屯的人干第一段。他光着膀子,肩扛镐头,走在最前面,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夜色还没褪尽就到了工地,天黑透了才回去。一百个劳力跟着他干,没有一个偷懒的。
李魁带着北山屯的人干第二段。他的左手使不上劲,只能用右手干活,但他干得不比别人慢。他用右手抡镐,用右脚踩锹,动作虽然别扭,但很有力。北山屯的人看着他那只残废的手,心里酸酸的,干得更卖力了。
郑三炮带着东山屯的人干第三段。他的独眼在阳光下眯成一条缝,看东西不太方便,但他干起活来比谁都仔细。他蹲在地上,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拣,大的扔出去,小的填坑,整整齐齐的,像在参园里整地。
马老六带着西山屯的人干第四段。他的腿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但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他赶着马车拉石子,一趟一趟地跑,马累得直喘气,他更累,汗水把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黏糊糊的。
赵四爷带着南山屯的人干第五段。他的背驼得厉害,弯着腰干活更吃力,但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干。他带着儿子赵小四,父子俩配合默契,一个挖坑一个栽树,一个浇水一个培土,速度快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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