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正月初五,红星村还浸在春节的喜庆余温里。家家户户门口的春联红彤彤的,被风吹得微微作响,墙根下散落着鞭炮碎屑,踩上去沙沙发软。麦秋家的院子里,青砖地面扫得干干净净,墙角的腊梅开得正艳,淡淡的香气飘满院子。一张八仙桌摆在院子中央,上面铺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摆着炒花生、葵花籽、糖块,还有娘一早泡好的菊花茶,玻璃杯里的菊花舒展着,水色泛黄,透着清香。
张建军、李红梅等七个村的带头人陆续赶来,每个人都穿着过年的新衣裳,脸上带着节日的笑意,却也难掩几分对南下的忐忑。张建军骑着他那辆半旧的 “永久” 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兜,一进院就大声喊:“麦秋,俺来了!手续都带齐了,你放心!” 他穿着一件新做的灰色中山装,袖口还缝着备用纽扣,显然是特意为南下准备的。
李红梅紧随其后,骑着女式 “凤凰” 车,车后座绑着个印花布包,里面装着她的行李和样品。她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外面套着件红色的针织马甲,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一根红色的发绳扎着,看着比平时精神不少。“麦秋,俺家那口子一早还叮嘱俺,让俺多听你的,别瞎说话。” 她笑着坐下,拿起一杯菊花茶抿了一口,眼神里带着几分兴奋和不安。
河西村的王大叔、河东村的赵大姐等人也陆续到了,七个人围着八仙桌坐定,院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麦秋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纸,一一摊在桌上:“今天咱们再核对一遍南下的所有手续,别落下啥,到了深圳再补就麻烦了。”
他先拿起最上面的一叠红色单据:“这是咱们七个村的产品检验证明,东风村张哥的果脯、向阳村李姐的布鞋、河西村王大叔的红薯干、河东村赵大姐的刺绣…… 每个村的都齐了,上面县工商局的红章也都盖好了。” 麦秋一一念着村名和产品,张建军等人纷纷点头确认,生怕漏了自己的那份。
张建军从蓝布兜里掏出一叠火车票,递到每个人手里:“车票也都买好了,初八早上八点的火车,从县城出发,直达深圳,硬座,每张二十七块五。俺特意选了靠窗的位置,路上能看看风景,也方便照看行李。” 他顿了顿,又说,“火车要坐三十多个小时,俺买了两包方便面、几个馒头,路上当干粮,大家也都准备点,别饿坏了。”
李红梅捏着自己的火车票,指尖微微用力,车票边缘都被捏得有些发皱:“俺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坐这么远的火车,听说要穿过好几个省,晚上就在火车上睡?” 王大叔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是啊,硬座就是坐着睡,俺年轻时当兵坐过,到时候俺给你占个位置,你靠在俺肩膀上眯会儿,别担心。” 赵大姐也跟着说:“咱们人多,轮流看着行李,保证丢不了东西。”
麦秋又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南下的行程安排:“初八早上七点前,咱们把样品送到县城火车站托运处,跟火车一起走;八点准时检票上车,三十多个小时后到深圳;到了深圳先找个招待所住下,然后联系陈建国,让他带咱们去东门市场找王批发商。” 他把纸递给大家传看,“这是招待所的地址,是陈建国帮着联系的,国营的,干净便宜,每晚八块钱一个床位。”
大家一边传看行程单,一边讨论着路上的注意事项。“俺听说南方人说话咱听不懂,到时候跟人沟通咋办?” 一个年轻的村带头人小声问。麦秋笑着说:“别担心,陈建国在深圳待了快一年,能听懂南方话,而且做生意大多靠比划和写字,实在不行就找招待所的服务员帮忙翻译,肯定能沟通。”
吃过午饭,麦秋骑着家里的旧自行车,打算去县城再确认一下样品托运的细节。春节后的县城比往常更热闹,柏油路上的自行车川流不息,车铃声此起彼伏。不少南下务工的年轻人背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蛇皮袋上印着 “化肥”“水泥” 的字样,显然是用旧袋子改的,手里拎着网兜,里面装着搪瓷缸、毛巾和几本旧书,脸上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几分茫然。
路边的个体户小摊都开张了,卖水果的、卖小吃的、卖小商品的,吆喝声不绝于耳。一个卖糖葫芦的大爷推着小车,嘴里喊着 “糖葫芦,甜又酸,五毛钱一串”,引得几个孩子围着跑。麦秋骑着自行车,小心翼翼地避开人群,往火车站方向赶。
火车站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背着行李的人,空气中弥漫着方便面的味道、烟草味和淡淡的汗味。“南下专线” 的红色牌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广播里反复播报着列车时刻:“各位旅客请注意,由县城开往深圳的 102 次列车,将于明日早上八点准时发车,请各位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携带好个人行李和相关证件……”
麦秋挤过人群,找到托运处。托运处的窗口前排着长队,上次那个中年工作人员穿着蓝色中山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正在有条不紊地登记货物。看到麦秋来,他笑着挥了挥手:“小伙子,又来确认托运的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