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蒋臣大人借潮州案之威,会同巡访所,对此前暴露之田皮田骨、赋役转嫁等弊,展开专项清理。巡访所通过暗访、受状,掌握大量胥吏、粮长舞弊实据。蒋臣据此,严惩了数十名涉案胥役,迫使地方重新核定户等、编审徭役。同时,通政公报刊载南昌清丈成效及惩贪案例,使民间知朝廷动真格,投书检举者日增,形成舆论压力。目前看,赋役不公之风有所收敛,然士绅抵抗转为更隐蔽之软拖——拖延交纳新定钱粮,鼓动佃户诉苦,意图拖垮新政。”
“在延平,情形更为微妙。”凌义渠继续道,“张肯堂大人与巡访所汪硕,借朝廷处置潮州案之威,加紧与尚之信谈判。最终达成:尚部占田中那八千亩争议田,以其未来两年应得之部分协饷折抵,赎回发还原主或赔偿。如此,既保全了尚部面子,又将其非法占有合法化的企图彻底打消。同时,巡访所加大对延平流民、疍户之保护与安置,授田贷种,并通过公报宣传,渐渐瓦解尚部在民间之统治基础。然尚部将领,尤其是齐国栋等人,怨气未消,只是暂时压抑。”
“在潮州,”凌义渠语气转沉,“林时对借潮州案之势,不仅彻查河泊所,更将巡查范围扩大至市舶、关津、盐场等所有易生贪墨之处。短短一月,又查出数起胥吏勒索商贩、克扣税银案,皆从重从快处置,并于公报续刊。潮州官场为之肃然,商民称快。然,靖安司密报,潮州大宗族与部分海商,对此颇为不安,资本外流、人才北迁之势,反有加剧。且有谣言,称朝廷此举是为竭泽而渔,待潮州膏腴搜刮殆尽,便会弃之不顾。”
凌义渠的汇报,既肯定了“三项新政”协同发力取得的实效,也清醒指出了面临的新挑战:南昌的“软拖”、延平的“隐怨”、潮州的“资本外流焦虑”与“新谣言”。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的利益更深,反弹的形式也更复杂。
沐涵适时补充:“厦门方面,郑成功对潮州案及后续清查,表面保持沉默,然其麾下商馆对潮州流出之资金、人手,接纳更为积极。北方洪承畴处,近日连发密令,要求各地细作加紧搜集我朝三项新政详情,尤其是通政公报之内容与影响,显有深意。”
朱常沅听罢,缓缓起身,走到舆图前,目光在三地之间逡巡。“诸卿,十个月之功,得田十六万亩,丁一万八千,银十三万两。数目可喜,然孤心中,更看重者,乃是在此过程中,摸索出的这套度田清税为本,通政巡访为剑,通政公报为喉舌的战法。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他转过身,面对众臣:“度田清税,是为了摸清家底,增加岁入,此为根本。然无通政巡访这把利剑在侧,则清丈易为虚文,税收易入私囊。无通政公报这喉舌宣导监督,则民情不通,谣言四起,善政亦难行远。潮州一案,便是此战法成功之范例。”
“然,正如诸卿所言,新的挑战已至。”他话锋一转,“南昌士绅软拖,是在与我们拼耐心,拼消耗。延平尚部隐怨,是一颗未爆之雷。潮州资本外流与新谣言,则是在动摇我们的成果基础。郑成功静观其变,洪承畴虎视眈眈,皆非善类。”
“故此,”朱常沅语气决然,“三项新政,不仅不能停,反需加强,深化,并因地制宜,调整策略。”
“对南昌之软拖,蒋臣与巡访所需改变策略。不再与其在田亩数字上纠缠,而是将重点转向保证新税足额征解。对拖欠新税之士绅,先礼后兵,限期不交者,可以抗粮论,由巡访所查实后,会同地方革去其功名或优免特权!同时,公报要多刊载那些及时完粮、安分守法之士绅事迹,树立正面典型,分化瓦解。”
“对延平之隐怨,张肯堂与巡访所需刚柔并济。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安置流民、发展生产,巩固朝廷在延平的民间基础,使尚部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可奏请,对尚之信本人及其部下主要将领,予以适当的名誉奖赏或物质安抚,稳定其心。但要明确,延平的田赋丁册、司法治安,必须由朝廷派官掌控,此乃底线。”
“对潮州之资本外流焦虑与新谣言,林时对与潮州府需双管齐下。一是继续严厉打击贪墨,但要更加注重程序公正、证据确凿,并及时通过公报澄清谣言,阐明朝廷鼓励合法经营、保护商业之本意。二是要尽快落实前议之鼓励海商投资国内实业的具体条款,如减税、贷款、专营权等,并选择一两个有影响的项目快速推进,做出示范。要让潮州的资本看到,留在大明,同样有利可图,且更安全、更长久。户部、工部的条陈,要加快!”
他目光扫过沈廷扬、凌义渠、陈邦彦等人:“沈卿、凌卿、陈卿,你们分头督办此三事。所需人员、经费、政策,优先保障。王总宪,都察院要加强对三地官员的考核,对执行新政不力、阳奉阴违者,及时纠劾。沐妃,靖安司的耳目,要更加灵敏,尤其是对厦门、北地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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