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一年。
进了六月，北京城像个蒸笼，午后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连狗都趴在阴凉地里吐着舌头。
张砚在摹形司已经两年了。他习惯了这里墨臭混着旧纸的霉味，还有那股若有若无的草药苦气。也习惯了夜里那些整齐划一的复诵声，有时他甚至能在黑暗中分辨出，今晚练的是哪一段口供。
六月初八这天，他午睡时做了个怪梦。梦见自己泡在一缸琥珀色的药液里，水不冷也不热，黏稠得像糖浆。他想爬出去，手脚却使不上劲，低头看，发现手指间的蹼膜正在慢慢长合。
惊醒时一身冷汗。窗外蝉鸣聒噪，吵得人心烦。
下午的活不多，吴良让他整理去年秋天的一批旧档。都是关于各地“朱三太子”案的简报，来自各省巡抚衙门。张砚一份份翻看，在山东巡抚的奏报上停住了。
奏报写于康熙二十年九月，说在沂州府抓获一游方道士，自称前明宗室，年约五旬，相貌清癯。后经查实系假冒，已凌迟处死。附有画像一帧。
画像上的脸，张砚见过。去年冬天初校时，那个脸颊有痣的囚犯，和这画像有七八分相似。
他翻出当时的记录册，核对日期：康熙二十年十月，那个有痣的囚犯被送进摹形司，编号丁字七号。山东的案子是九月结的，人犯处死。时间对不上。
除非……
张砚没往下想，把奏报归回原处。但那个疑问像根刺，扎在心里。
酉时下值前，吴良把他叫到一边。
“晚上加个班。”吴良说话时没看他，手里翻着一本册子，“戌时正，来后院澄心堂。带上纸笔。”
“有事？”
“补录些东西。”吴良合上册子，“记住，戌时正，别早也别晚。”
张砚回到住处，草草吃了晚饭。杂役送来的还是老三样：粥、馒头、咸菜。他吃得没滋没味，脑子里反复转着白天那个梦，还有山东那份奏报。
戌时差一刻，他提前出了门。
院子里已经暗了，西边天空还剩一抹暗红。他沿着回廊往后院走，快到澄心堂时，忽然听见侧边小门里有动静。
那是通往更深一处院落的门，平时总锁着。张砚来这两年，从没见它开过。但此刻，门虚掩着，漏出一线昏黄的光。
鬼使神差地，他拐了过去。
门后是一条窄巷，两侧是高墙。巷子尽头有间低矮的瓦房，门开着，光就是从那里透出来的。张砚放轻脚步，走到门前。
屋里比他想的大。墙上挂着几盏油灯，灯芯拧得很小，勉强照亮中央一片区域。地上摆着十几个陶缸，半人高，缸口蒙着厚厚的油布，用麻绳扎紧。
空气里那股草药味浓得呛人。还混杂着别的——像肉铺里那种淡淡的腥气，又像铁器生锈的味道。
张砚靠近最近的一口缸。油布蒙得很严实，但边缘处有些深色的水渍渗出来，在陶缸外壁结成暗褐色的垢。他犹豫了一下，伸手想掀开油布一角。
“谁在那儿？”
声音从身后传来。张砚一惊，缩回手，转身看见个老头，佝偻着背，提着盏灯笼。是后院的杂役老宋，平时很少说话。
“我走错了。”张砚尽量让声音平静。
老宋盯着他看了几秒，灯笼的光在他脸上晃动。“前头是澄心堂，张先生走过了。”
“是，这就去。”
张砚往外走，经过老宋身边时，余光瞥见墙角堆着些东西。是几个木架，架子上挂着些皮囊似的东西，薄薄的，半透明，在灯光下泛着蜡黄的光泽。像是……
像是人皮的某个部位。
他加快脚步，几乎是逃出了那条巷子。
澄心堂里，吴良已经在了。桌上点着两盏灯，照得他脸色发青。
“晚了半刻钟。”吴良说。
“路上耽搁了。”张砚不敢提刚才的事。
今晚的任务是补录一份旧口供。原稿是五年前的，墨迹已经淡得快看不清了。张砚借着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誊抄。内容还是关于杨起隆案的，但细节比之前那些更琐碎——连当晚屋里炭盆摆的位置、谁坐哪个方位、谁先开口说话，都写得清清楚楚。
抄到一半，他忽然停了笔。
“怎么？”吴良问。
“这个细节……”张砚指着原稿上的一行，“说杨起隆掏出黄旗时，旗角挂到了窗钩上，扯破了一寸。这个……之前的供词里没提过。”
吴良走过来看。“这是最早的几份之一。康熙十三年录的，那时候人刚抓来，记忆还新鲜。”
“那后来的供词里……”
“后来的就没了。”吴良直起身，“人记事儿，就像沙地写字。风一吹，细节就模糊了。只留下个大概轮廓。”
张砚看着那行字。旗角挂到窗钩，扯破一寸。太细了，细得像亲眼看见。
他继续抄，心里却乱糟糟的。白天那个梦，山东的奏报，刚才在瓦房里看见的东西，还有眼前这份过分详细的供词……像散落的珠子，穿不起来，但总觉得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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