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一出，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滴入一滴冷水，瞬间激起了更剧烈的反应。
码头展览现场，当报纸被小贩叫卖着传入人群，关于“张教授说那是蛟”的议论迅速蔓延开来。
“蛟？蛟是啥？跟龙一样不？” 一个扛活模样的汉子挠着头，问旁边看起来有点见识的老者。
“蛟？古书上说，‘蛟，龙之属也’，有的说没角，有的说角直。张教授说是蛟，那……大概就是龙的一种吧？” 老者捻着胡须，有些不确定。
“嗨，教授都说了是蛟，那就是水里的大长虫呗！什么龙不龙的，吓老子一跳！” 一个穿着绸衫的商人松了一口气似的笑道，引来周围几人附和。
但也有人摇头，低声嘀咕：“教授？教授说的就一定对？他留过东洋就啥都懂？我爷爷那辈人就说过，辽河里有真龙！这骨头，这角，这架势，能是寻常的蛟？”
“就是，他说他的，我信我的。龙就是龙！” 一个面相粗豪的渔民啐了一口，眼神里满是不屑。
更有人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你们懂啥？这年头，话能随便说吗？教授？教授上头就没管着的了？他说是蛟，那就是蛟。可咱心里得有数……”
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蛟类”这个结论，像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投入“龙”的狂热池塘，并未能平息波澜，反而激起了更多方向的涟漪。有人接受“科学”解释，心安理得；有人坚持传统认知，嗤之以鼻；更有人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讳莫如深。
袁镜吾穿梭在人群中，听着这些议论，心中了然。张瑞轩的“蛟类说”，是一个精巧的、在当下情境中几乎无可指摘的平衡点。它既给出了一个符合“科学”范式的解释，安抚了上层和一部分寻求“理性”的民众；又未曾完全否定“龙”的民间认知（蛟龙常并称），保留了回旋余地；更重要的是，它用“自然原因”（暴雨、洪水、搁浅）消解了事件可能蕴含的任何“超自然”或“政治”隐喻，将一场可能引发更大动荡的“神迹”或“凶兆”，成功地“降格”为一起罕见的、但理论上可解释的“生物搁浅死亡事件”。
这结论，或许不是全部的真相，但一定是此刻最“合适”的真相。
袁镜吾想起菊池那份被自己婉拒的“祥瑞”稿，再看看报纸上这篇“蛟类涸毙”的报道，嘴角不禁浮起一丝复杂的弧度。在不能言说真话的时代，怎么说“假话”，或者说，选择说哪一种“部分的真话”，本身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一种无奈的智慧，甚至是一种无声的抗争。
张瑞轩教授，这位看似平静无波的学者，用他专业的皮尺、卡尺和“蛟类”二字，在这片喧嚣的泥潭中，轻轻地，投下了一块属于他自己的、沉默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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