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桥影剧院前，红旗招展，给寒意正浓的冬日添加了些许喜气。
此时“上海市杨高路扩建工程誓师动员大会”正在举行。上下两层一千多个硬座的影剧院内座无虚席。
学校的相关人员本来都被安排在二层。王建东因为是从大桥工地赶过去，路上耽搁了一些时间，所以到达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好在一层的最后面还有几只空座，他自己寻摸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这时候会议正好进行到副市长在台上做动员报告环节。
副市长调整了一下话筒的位置，开始讲话。先是讲了杨高路工程建设对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性，然后要求全市各部门、川沙各乡镇全力支持杨高路工程建设。
这些讲话，显然都还只是一般会议的一些常规的动作。
对于这位分管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副市长，学建筑的王建东自然是不陌生的。
这位副市长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的建筑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他曾经是上海设计院中最年轻的副总建筑师，也曾是上海各设计院中最年轻的副院长。
83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时，他又是上海市历届政府中最年轻的副市长，第一次上任，年才45岁。第一届任职期满，参加第二届副市长差额选举时，他的得票数最高。
上海的副市长有很多，不过老百姓却对这位副市长的印象非常要好，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的“亲民形象”。
作为上海这座有着一千二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的副市长，他长期以来过的却完全是平民的生活。坊间流传有很多于他相关的传说。这些在今天，简直到让人不可想象、绝对相信会有人认为是在讲“天方夜谭”的说法，主要有这么几样：
一是这位副市长原先住在南市区老城厢一间平房里，没有卫生设备，没有煤气。在他当副市长的2年多时间里，妻子、女儿、儿子也依然挤在这间平房里。
副市长的家就和左邻右舍一样，要倒马桶，要买煤饼、要生煤炉。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台为工作需要而装的电话机，可是没有适当的地方安置，只得放在五斗橱上。
有两个细节。一是有记者找到副市长家采访，没有想到他竟会住在连采访车都开不进的弄堂里。二是有一次市建委的一位负责人找他汇报工作，还遇上他在给煤炉加煤饼，看着副市长弄煤球炉的熟练动作，这位负责人许久说不出话来。
实际上，作为主管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副市长，煤气、液化气也全归他管。可谁会料到，管煤气、液化气的副市长，那时还用不上煤气，还依旧在家里生煤炉呢？
每月买一次煤饼，每次都是副市长自己用扁担挑着回家。邻居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一介书生，费力地挑着煤饼担子的情景。副市长一定要自己买，自己挑，为什么？为了了解煤饼供应和质量情况，作为一个清贫知识分子，要了解老百姓的难处。
副市长家庭要用煤气，本来是件小事。市建委负责人当时就曾提出可以先批个液化气供他家用，而副市长婉谢了。他说：“左右邻居、前后街坊都在用煤炉，我怎能用液化气。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
二是还有一件更加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说是副市长夫人有一次去市郊出差，遇上卖大闸蟹的，价钱比市区便宜许多。不少同行者都买上几只，带回家全家尝尝鲜。后来有人发现她没买，就轻声问：“为啥不买点？”
哪想到副市长夫人竟然回答说，“吃不起”。
堂堂副市长家连蟹也吃不起？说来肯定叫人难以置信。可知道副市长个人收入的话，这还是不难明白的。原来即使是当了副市长，连所有的津贴加在一起，月收入仅有250多元。
一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还在家生煤球炉，用不上煤气；副市长的太太，连吃顿大闸蟹，也买不起。恐怕至今，依然会有上海人在回忆起副市长的时候，会说他“戆”，但是，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的，嘴巴上说“戆”，心里却是由衷满满的敬佩。
王建东一开始对副市长的讲话还没特别上心，以为仅仅只不过是会议例行程序，领导首先讲话，高屋建瓴强调和部署一下当前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工作要求。
却不料接下来的一幕，使得这次会议一下子显得有些非比寻常起来。
只听得台上副市长同志声音一下子明显哽咽，最后动情地说道：“上海要发展，基础设施一定要跟上，我们要解决住房难、交通难、过江难……动员大会后我要去党校学习，回来后再和大家一起干。”
王建东不由得抬头往主席台上看。主席台离王建东位置并不是很远，加上台上又有聚光灯的缘故，所以副市长的面部表情一清二楚。
明显可以看见，副市长脸上有眼泪流了出来。
这一幕，给王建东留下深刻印象。
王建东挺直身体，心里一惊。像领导这样热泪满面的讲话，在自己印象中是头一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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