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她只能在深夜等婆婆睡熟之后，顶着昏黄油灯，偷偷摸摸地画上几笔。即便她日夜赶工，一月至多也只能画出三四册，每一册都倾尽心力，不敢有丝毫马虎。她不是没想过找人仿画，扩大产量，狠狠赚一笔快钱，彻底摆脱眼前的困境，可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她托人暗中联系京城那些小有名气的读书人、画工，可结果无一例外，全是碰壁。
京城之中，画功尚可的读书人不在少数，可这群人大多自命清高，满口孔孟之道、礼义廉耻，把自己的身段抬得极高。一听是要画这种“男女启蒙”的东西，当场便翻脸怒斥，骂媒人伤风败俗、不知廉耻，直接将人扫地出门，丝毫不留情面。也有少数人半推半就，贪图丰厚的银钱接了活，可拿到定金和原稿之后，便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他们根本不按王语嫣的原稿临摹，要么故意把人物画得歪瓜裂枣、面目可憎，要么擅自删减内容，还对着画稿指手画脚，满口“圣人教诲”“男女大手”，摆出一副卫道士的姿态。更有甚者，故意漏画关键部分，拿着半成品上门讹诈，要挟王语嫣加钱，否则便要四处宣扬，毁她名声。还有人拿到画稿之后，转头就想以此作为把柄，靠着揭发“寡妇画淫书”来博一个正直清高的名声。
王语嫣接连试了两三个人，不仅被坑走不少碎银，还差点引火烧身，把自己暴露出去。几番折腾下来，她彻底断了找人合作的念头。万般无奈，她只能自己埋头苦画，画好之后，再托心腹之人悄悄送到红花院，由她的两个亲姐姐——二妞、三妞代为售卖。
二妞、三妞，是王老四的二女儿、三女儿，如假包换的亲姐姐。
王老四这辈子，活得憋屈又窝囊。他与妻子赵盼男成婚多年，膝下无子，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重男轻女到骨子里的王家，没有儿子，就意味着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注定要被人欺负。大妞早早被留在青云村，随便嫁了个农户，换了几石粮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后来王家境况稍有好转，举家搬往上京，本以为能在天子脚下讨一条活路，让女儿们能有个好归宿，可现实却残酷得令人发指。
压在王老四一家头上的，是王家大伯这头吸血鬼。
王家大伯仗着自己家中有儿子，在王家内部横行霸道，颐指气使，把王老四一家吃得死死的。王老太婆尚且在世，王家尚未分家，又因为王老四没有儿子，在宗族里毫无话语权，只能任由大伯拿捏摆布。上京居，大不易，王老四和赵盼男在京城偏僻街角开了一家小小的包子铺，每日起早贪黑，揉面、擀皮、蒸包、叫卖，从三更忙到夜半，赚的都是血汗钱。可这点微薄的收入，勉强够交房租，一家人糊口都难，更别说攒下余钱。
大伯一家则完全相反，不事生产，整日游手好闲，喝茶听曲，斗鸡走狗，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却把所有的开销、所有的压力，全都压在王老四一家身上。在大伯眼里，王老四夫妇生来就是给他家做牛做马的，而二妞、三妞，更是他嘴里“为家族牺牲”的工具，是换取银两的踏脚石。
当年为了凑齐一大家子上京城的路费，为了填补包子铺日益严重的亏空，大伯不顾王老四夫妇的苦苦哀求，硬生生把两个刚满十五岁、还带着稚气的姑娘，卖进了京城最有名的青楼——红花院。
一入风尘，身不由己。这一行就像最深的泥潭，一旦踏进去，就再也拔不出来，一辈子都要被打上低贱的烙印。
在旁人眼里，青楼是销金窟，是脏地方，是女子的人间地狱。可对二妞、三妞来说，这里反倒比在王家当牛做马、忍饥挨饿强上百倍。红花院管吃管住，衣着光鲜，不用风吹日晒，不用忍受大伯的打骂和祖母的白眼，至少能吃饱穿暖。可她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份“好日子”，是用自己的身子、自己的尊严换来的。
她们每日强颜欢笑，迎来送往，曲意逢迎，伺候着形形色色的男人，忍受着不堪入耳的调笑与轻薄。好不容易攒下的血汗钱，老鸨要抽走七成以上，剩下的一点点，还要被大伯以“家族开销”“赡养祖母”为由，强行拿走大半。真正落在她们自己手里的体己银子，少得可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她们就像两个被榨干血汗的陀螺，被家族和青楼双重压榨，在泥潭里苦苦挣扎，连一丝喘息、一丝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王语嫣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那是她血脉相连的亲姐姐，是这世上除了父母之外，最亲近的人。看着她们在风尘中受苦，她心如刀割。她不止一次私下拉着两个姐姐的手，红着眼眶，低声劝说：“姐，等我攒够银子，就给你们赎身。到时候咱们离开京城，找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你嫁个老实本分的人家，安安稳稳过日子，再也不用在这里看人脸色，受这份屈辱。”
可每次这话刚一出口，大伯就像幽灵一样，不知从哪个角落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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