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双方举证、质证环节已结束，现在进入法庭辩论阶段。由控辩双方就本案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总结性辩论意见。首先由控方发言。”
控方检察官起身，从容地整理了一下衣装，开始了总结陈词：
“我方的立场在之前的质证中已经非常明确。控方始终坚持认为，第四代【正义】未经授权、在非紧急情况下擅自使用其能力，这一行为本身，已构成无可争议的滥用职权。”
“既然辩方律师反复强调，我的当事人张作为市长的行为可能存在包庇嫌疑，从而试图为【正义】的行为正名，那么我必须在此指出两个关键事实：”
“第一，张作为先生作为一名父亲，在听闻自己孩子遭受伤害的陈述后，出于关切而要求进行调查，这是人之常情，是情感驱动的反应。”
“这与他作为市长的职权行为应区分看待。”
“辩方律师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直接将一位父亲保护子女的举动定性为‘蓄意包庇犯罪’，这不仅过于武断，也完全忽略了人性与亲情的基本逻辑。”
“何况，张作为的行为既有受情绪影响的可能，也有小孩撒谎的可能，因此直接贸然将其打为包庇行为未免有些不妥当。”
检察官的角度不可谓不犀利，但玛莎玛尔的反应也很快，立刻反击，试图将话题拉回核心：
“我希望控方不要回避我刚才提出的核心疑点——张迪是【浸染者】，且实际年龄远超户籍记录！一个拥有如此能力的年长少年，真的会被一个比他小得多、且毫无特殊能力的女孩反过来霸凌吗？你觉得这合乎常理吗？”
检察官似乎早已料到这一问题，不慌不忙地回应：“辩方律师，案发现场并非只有鹿聆霜一人，不是还有两位身份不明的少年吗？他们的身份、他们是否是【浸染者】？”
“这一切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调查清楚，您如何能断定冲突的起因就一定如您的证人所说？”
玛莎玛尔：“你真的觉得这可能吗？这次旅行的两个学校可都不是特殊学校，怎么可能有【浸染】的学生？”
检察官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开始借力打力：
“律师小姐，您自己方才也详细阐述了逢鹿山地区户籍管理的特殊情况，既然存在‘黑户’，为何就不能存在未主动申报的‘隐性的【浸染者】’呢？您的【正义学】知识应该告诉您，这种情况并非绝无可能。”
法官点头附和：“的确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请辩方继续发言。”
检察官：“好的，也就是说，在关键第三人身份不明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武断地认定张作为市长的初始动机就是‘包庇犯罪’。他启动调查程序的行为本身，是基于其获得的信息和一名父亲的立场，具有其逻辑合理性。”
玛莎玛尔的脸沉了下来：“你这句话的逻辑也适用于你自己吧！无法知道另外两位少年的情况，也不能代表着张作为就是无辜的。”
检察官显然预料到了这一角度的反击，依旧从容不迫：
“当然是这样！也就是说事情的关键就是两位少年的身份，而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其实不论张作为调动警方的目的如何，从警方执行层面来看，他们当时的核心任务和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查明真相，找到那两位身份不明的涉事少年。这一点，其程序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过程却由于第四代【正义】强行介入粗暴地中断了！更令人费解的是，【正义】女士在动用其号称全知的能力进行所谓的‘调查’后，竟然同样未能揭示那两位关键少年的身份！”
检察官的声音此时陡然拔高，掷地有声：“而根据方才权威专家的证词，以及辩方律师您自己也承认的——【正义】的能力具有最高的【优先级】，理论上绝不会失败或受到干扰！”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您的当事人，第四代【正义】自己因为某些原因，有意不想让警方找到那两位少年，不敢让那两位少年的身份曝光！”
他转向玛莎玛尔，语气几乎带着一丝怜悯：“律师小姐，请您想一想，您的当事人这种行为，难道不正是在为您自己的辩护制造最大的障碍和混乱吗？她甚至不敢向她的辩护人解释这一切，这难道还不够可疑吗？”
“……”
玛莎玛尔沉默了，检察官的话刺中了她最大的困惑和无力之处。关于为何找不到延光和常渊这件事，不论她怎么询问，岸边琉璃都始终对此保持沉默——这显然是涉及到了【正义心理学】中提到的【正义秘密】了。
玛莎玛尔在这也只能艰难地尝试解释：“我…我无法替我的当事人解释她能力层面的具体运作，关于此时，我也有过多次询问，但我的当事人始终对此不予回应，从【正义学】角度，我认为此事涉及到了【正义心理学】中的【正义秘密】概念……所以我认为无需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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