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零年八月至五一年二月，解放后的临江一片和平兴旺气象。解放前我拎着脑袋干革命，在房子被烧光、全家人随时有生命危险的险恶环境中始终紧跟党；现在解放了，我当上人民干部了，反而自动脱党了。说给普天下的人们听听，有人相信吗？
所以我要说‘自动脱党’的结论是错误的，于情于理都是站不住脚的。
结论中说‘上述情况......与本人历次交代相符。’此说纯属无中生有。既然是‘历次交代’自然是有案可查，只要将我的交代，别说是历次，哪怕是拿出一次来看看我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动脱党’就可以了。事实上我从没承认过根本没有的、陈X把持的区委强加的罪名。”
写到这里，向河渠放下笔，耳边又回想起老人所讲述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他和同志们提枪坚持武装斗争的过去，想象着他一次又一次恳请领导主持正义的满含期待的神态，不由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社会上的某些不公正的现象，什么时候、任何地方都时有发生，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哪怕到了共产主义，不公正的现象也不会根绝，而且不总是有理就可以行得通、就邪不胜正的。由老人的遭遇，他又想到了自己。他不知道为老人撰写的申诉书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就象他现在的拼搏奋斗能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一样，他心中没数。但不管结局如何他还得拼搏，就象老人无论有用没用都去申诉一样。他拿起笔写申诉书的结尾部分，他写道：
“我已年近八十，有生之年已不多了，生活上承蒙党和政府关照，无忧无虑。就是这件冤枉事一直让我心情难以平静，好比一个儿女自始至终地孝敬父母，却因个别别有用心的兄弟恶意挑唆，竟然被赶出家门，得不到父母的承认一样。我的党籍得不到恢复，我死不瞑目！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而奔波，却又因种种原因，冤案至今还没得到昭雪。真担心我将含冤而亡，为此特具此书，恳请组织切实查清此案，以安一个老战士的拳拳之心，以还我的清白！”
当天他以《提笔助伸冤》为题写诗说：
闻言气愤直填膺，“脱党”竟为求公正。群众反映贪污事，力主彻查恼上层。
组织生活不通知，拒收党费一意行。为此申诉几十年，黑发变白事不成。
不公正事世常有，能否申冤在精神。老人不屈也不挠，自该提笔助冤申。
听说陈老将这份申诉书呈上后居然没几个月就生了效，党籍恢复了，工龄自然从入党那时起算，退休终于变成了离休。接待陈老的工作人员告诉陈老说，之所以这么快就有了答复，主要是申诉书所提出的理由无可辩驳，翻查当年的档案，无须调查，就可结案。这么一说，到似乎几十年来申诉无效的责任反在陈老身上：你的理由不充分嘛。是的，重读这份申诉书，你不得不承认申诉书中陈述的理由确实无法驳倒。然而我们不禁又要问问相关人员了：难道你不懂“自动脱党”的定义？难道陈老申述的事实没有告诉你他根本就不属自动脱党吗？“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你当官为民作主了吗？
这是说的申诉书呈上去后的结果。当时向河渠写完申诉书，拉开抽屉打算取一只信封去装，取信封时带出了向振华的来信。
振华的来信是写给他母亲的，由于二嫂不识字，孩子们写信通常都寄到向河渠处，由他念给她听。昨天念过后也商议了一番，因为事多，没来得及回，今天耽误不得了。孩子为此事在心急火燎地等他母亲给予答复呢。
来信主要为夏翠华提出要金戒指事。信上说经打听一只戒指至少要花一百五十元才能买到，而且还是十八开的，稍好一点的要花三五百元，凭他刚出校门的上班族，一年也挣不到五百元的。尽管从顶替起包括在校学习期间，单位都发工资，几年来省吃俭用只攒了几百元，连结婚置家具的钱都不够，更不用说买什么戒指了。当时大姐一说就将他愣住了。
向河渠知道大姐是翠华的大姐。姐夫与振华在一个单位里，关系很好，也正因为关系好，才将小姨子介绍给他的，因而大姐就是实际上的介绍人。振华一时没有思想准备,只好说过几天再说。
回宿舍跟工友们商量，都说很难回。因为社会上少男少女谈恋爱期间女方向男方索要戒指、耳环之类的东西已是司空见惯。一来赶时髦，二来满足虚荣心，认为有了这些金啊银的，就可以向闺友们眩耀自己找的男朋友家境富裕，也借以考验男方的爱心。
振华在信中说，他想过奉劝翠华放弃这一要求的，但细一想，既然人家开了口，一定是经过考虑的，甚至连她母亲也知道，说不定就是她母亲的主张。如果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很担心能不能继续相处。因为他至今还没将家庭经济窘迫的情况告诉翠华，要是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恐怕会影响她终身归宿的选择。振华说大姐是清楚向家家庭经济不宽裕的，也跟翠华说过，翠华对她姐说只要人品好，不去计较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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