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上门之后的第一个小时，我还能听到走廊里的动静。
Tom的咳嗽声渐渐远了，像是被人拖走了。有人在走廊里跑，脚步沉重，夹杂着一种奇怪的拖曳声——像是有人在身后拖着什么东西，那东西在地毯上滑行，发出沉闷的摩擦声。我无法判断那是尸体，还是濒死的人被拽过走廊的声音。
我不想判断。
潇潇把小雅哄睡了。五岁的孩子哭累了，蜷缩在床上，小手还攥着潇潇的衣角不放。她睡着的样子还是那么天真，睫毛微微颤动，嘴角挂着一丝刚才哭过的泪痕。我看着她的脸，心里涌上来一股酸涩——她不该在这里，她不该看到这些，她不该在五岁的时候经历一场死亡漂流。
潇潇坐在床边，一言不发地刷着手机。
邮轮内网已经变成了一个疯人院。有人在里面直播自己的症状——“我发烧了，39度6，眼睛后面疼，像有人用针扎我的眼球”“我吐了两次了，第二次有血”“我的嘴里长满了水泡，舌头肿得说不出话”。
每一条消息都被无数人回复，回复的内容要么是祈祷，要么是咒骂，要么是一模一样的症状描述。有人在问有没有退烧药，有人在问医生在哪里，有人在喊救命，有人在崩溃。
消息太多了，刷屏的速度快到根本来不及看。每隔几秒就有新的消息跳出来，像决堤的水一样汹涌。
然后，在某个瞬间，所有的消息同时停了下来。
内网界面卡住了，刷不出新内容。我试了几次，网络彻底断了。不是信号弱，是被人为切断了。或许是船员关闭了内网服务器，怕恐慌蔓延失控。
断了也好。
寂静开始像潮水一样漫上来了。
走廊里不再有脚步声。隔壁不再有哭声。楼上楼下都安静得像是没有人存在一样。只有船的引擎在低沉地轰鸣，那是唯一的声响，证明这艘船还在航行，还在带着我们往某个方向驶去。
但我们在往哪里驶去？
没有港口肯接纳我们。没有国家愿意接手一艘载着致命病毒的邮轮。我们在海面上漂流，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枯叶，没有方向，没有归宿。
第二个小时，我决定冒险出去一趟。
不是因为我勇敢，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有食物和水。舱房里只有几小包饼干和四瓶矿泉水，撑不了一天。潇潇和小雅需要吃的，需要干净的饮用水，需要一切能维持生存的东西。
潇潇拉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出奇，指甲几乎嵌进了我的皮肉里：“不要去。”
“我们必须有吃的。”我掰开她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小雅会饿的。”
她的眼睛里全是血丝：“你出去了就别想再进来，你懂吗？门一开，病毒就进来了。”
我懂。
我当然懂。
但我也知道，如果不去找食物，三天之后我们一样会死。饿死比病死更慢，但也更折磨人。
我找了条毛巾浸湿了水，捂住口鼻。用塑料袋套住鞋，用胶带缠紧了袖口和裤腿。我知道这些东西挡不住病毒，但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潇潇把舱房里的急救包翻了出来，找出一瓶碘伏和一包纱布。她撕了一截纱布，倒上碘伏，让我把湿毛巾取下来，用纱布捂住口鼻。碘伏的味道刺鼻，呛得我眼泪直流，但她说碘伏能杀灭大部分病毒，至少比水的效果好。
我不确定她说的对不对，但还是照做了。
“答应我，快去快回。”她的声音在发抖，“不要碰任何东西。不要和人说话。不要——”
“我知道。”
我拉开门，闪身出去，迅速把门带上。
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瞬间，我听到潇潇在里面把安全链挂上了。
走廊里的景象，让我的胃翻了个个儿。
灯全灭了，只有应急灯发出惨绿色的光，像医院太平间里的那种光。走廊的地毯上是一条条深色的拖痕，从走廊一头延伸到另一头，像是有人用浸了水的拖把来回拖了很多遍。但我知道那不是水。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腻的腐臭味，像熟透了的果子烂在泥土里的味道，又像是某种化学制剂的味道。Tom说过这种味道，在非洲见过，是某种致命病毒的味道。我当时以为他在胡言乱语，现在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走廊拐角处横着一条腿。
只有一条腿，从拐角处伸出来，穿着深灰色的裤子和一双棕色皮鞋。腿一动不动，姿势扭曲得不正常，脚踝以一个不可能的角度向外翻折着。
我绕过去，不敢看那个人的脸。
餐厅在三楼，我在四楼。要走楼梯下去，电梯我不敢坐，封闭空间太危险。
楼梯间里散落着各种东西：一只小孩的鞋子，一个摔碎的手机屏幕还在闪烁，一条围巾沾满了深色的污渍，还有一本翻开的书，书页上全是手印，暗红色的。书名是《北极之光》，一本讲极地探险的小说，封面上画着一艘船被困在冰层里。
多么讽刺。
我踩到那本书的时候，鞋底传来一种黏腻的触感，像踩到了某种液态的东西。我不敢低头看，只是机械地迈步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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