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上的墨迹仿佛还未干透，李守兔已被押送至省第二监狱。高墙铁网在八月骄阳下泛着冷光，他眯起被强光刺痛的眼睛，恍惚间还以为自己仍在法庭上，努力辨认着那些对他命运至关重要的证据。
“新人李守兔，编号！”狱警清冷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
他迟钝地应了一声，接过那套深蓝色囚服。布料粗糙，与他在法庭上穿的灰色囚服不同，这套衣服将伴随他漫长的刑期。更衣室里，他缓慢地换上新装，指尖触到腰间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疤——那是三个月前在工地干活时不小心被钢筋划的。当时阮晴晴还帮他简单包扎过，小声嘀咕着“师傅要小心呀”。
阮晴晴。想起这个名字，他心里一阵刺痛。
“快点！磨蹭什么？”狱警在外敲门。
李守兔赶紧系好扣子，将私人物品交给狱警登记保管。他请求留下那张与铁蛋翠花的合影，获准后小心翼翼地将照片塞进囚服内侧口袋。
穿过三道铁门，他正式进入监区。走廊两侧是一个个囚室，铁栏后偶尔闪过几张面无表情的脸。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汗液混合的奇特气味，远处传来模糊的脚步声和金属碰撞声。
“，你的床位在最里面。”狱警指向走廊尽头的一间囚室，“规矩简单：遵守作息，服从管理，不许打架斗殴。违反规矩的，关禁闭。”
李守兔点点头，喉咙发干。他活了50年，从未想过自己会走进这种地方。凹山村的乡亲们都知道他李守兔老实本分，年轻时虽好吃懒做，但是不惹事。谁能想到，如今他成了“强奸犯”加“拐卖妇女犯”。
囚室比想象中宽敞些，六张床铺分列两侧。此刻正是劳动时间，监室内空无一人。李守兔被分配到最里侧的下铺，与卫生间仅一墙之隔。他放下发放的洗漱用品，坐在硬板床上，手指抚过粗糙的床单，心里空落落的。
“又来了个新鲜的？”一个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
李守兔抬头，看见一个瘦高个男人靠在门框上，眼神狡黠地打量着他。这人约莫五十岁，额头上有道明显的疤痕，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弧度。
“我叫马全，编号。”那人走进来，自来熟地坐在对面床铺上，“犯什么事进来的？”
李守兔低下头，声音几乎听不见：“强奸...和拐卖妇女。”
马全吹了声口哨：“嗬！双重待遇啊。判了多少年？”
“十年。”
“不轻不重。”马全歪着头，“真干了？”
李守兔猛地抬头：“强奸我认了，但拐卖我没有！我是被冤枉的！”
马全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空荡的囚室里回荡：“这儿每个人都说自己冤枉！连老吴都说自己冤枉——虽然他确实把人打死了。”
李守兔攥紧拳头，又缓缓松开。他知道辩解无用，在法庭上尚且没人信他，何况在这里。
陆续地，其他室友回来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瞥了李守兔一眼，没说话；一个戴眼镜的瘦弱男子小声自我介绍叫“老吴”；两个年轻人嬉笑着讨论食堂的饭菜，对李守兔只是随意点点头。
晚饭时间，李守兔跟着人群走向食堂。他学着别人取餐盘，排队打饭，找空位坐下。白菜炖粉条和馒头，味道比想象中好点，但他食不下咽，勉强吞了半个馒头。
回监室的路上，一个身影突然凑近他。
“张平法官还好吗？”那人低声问，没等李守兔反应就快步走开了。
李守兔愣在原地，心跳加速。那人怎么知道主审法官的名字？难道只是巧合？
夜幕降临，监室的灯准时熄灭。李守兔躺在硬板床上，睁眼看着天花板。月光从高窗泻入，在天花板上投下铁栏的影子，像一道枷锁。
唉声叹气从对面床铺传来，是老吴。
“睡不着？”李守兔轻声问。
“从来就睡不好，”老吴翻了个身，“一闭眼就看见她倒下去的样子...我真的没想杀他，就是推了一下，她后脑勺撞到桌角...”
李守兔沉默片刻，问：“判了多少年？”
“八年。”老吴的声音带着哽咽。
另一张床上传来不耐烦的哼声：“别叨叨了！让不让人睡觉？”
监室重归寂静，只剩下呼吸声和偶尔翻身时床铺的吱呀声。李守兔望着那片月光，思绪飘回法庭。张平法官宣读判决时颤抖的手，郝木峰阴沉的眼神，李柔含泪的劝告...一切像噩梦般不真实。
最令他困惑的是阮晴晴。那个总是笑着叫他“师傅”的越南女孩，怎么会指控他拐卖？她明明自愿跟他回凹山村看看的，还说想见识中国新农村。难道就因为那次虽为越南当地风俗抗婚发生关系就是强奸，她就要彻底毁掉他的人生？
李守兔承认自己犯了错。那晚是新婚夜，阮晴晴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他面前晃悠，她自己说的越反抗越用强，日子过得好...但她确报警。阮晴晴当时哭得厉害，但最后点头接受了，还说这是他们那边的“习俗”，反抗得越厉害，日后生活越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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