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雨歇了半日，天却并未放晴。厚重的、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营口，空气闷得能拧出水，那股淡淡的、仿佛浸透在每一寸砖缝和木纹里的腥气，在这样的天气里显得格外清晰。袁镜吾正在营口城南一处被水泡过的货栈前，向几个愁眉苦脸的店主询问损失。他机械地记着数字，心思却有一半还悬在五天前父亲那封只有七个字的回信上。“不必问”三个字，像三根冰冷的刺，扎在他心口，每次呼吸都牵扯着隐痛。
就在他低头看笔记的刹那——
“轰！！！”
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猝然从东北方向的天际滚来。
那不是雷声。雷声是炸裂的、尖锐的，带着撕裂天幕的狂暴。而这声音，是沉浑的、压抑的，像是有什么庞大到难以想象的重物，在极高极厚的云层深处，狠狠地、笨拙地翻了个身。又像是大地深处，有一面巨鼓被擂响，震波不是从耳朵传入，而是直接从脚底、从胸膛、从骨骼里共振上来，震得人头皮发麻，心口发闷。
货栈前的几个人全都僵住了，愕然抬头，望向声音来处。远处的天际线，云层似乎剧烈地翻涌了一下，但速度太快，看不真切。紧接着，是一股怪风，毫无征兆地从那个方向刮来，带着冰冷的湿气和一股……更加浓郁的、令人作呕的腥气。风不大，却让人从心底里打了个寒颤。
街上零星的行人也停下了脚步，面面相觑，脸上带着同样的惊疑不定。几秒钟的死寂后，各种猜测和低语嗡嗡地响起。
“打雷？”
“不像……这声儿……”
“地动了？”
“是打炮吧？”
袁镜吾也抬起头，望向东北方那片沉郁的天空。胸口那股因巨响而激荡的闷堵感尚未平复，一种不祥的预感，却已像冰冷的水蛇，悄然缠了上来。这声音……和那天在田庄台苇塘边，感受到的那种庞大、沉默、压抑的气息，隐隐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呼应。
下午，消息就像瘟疫一样，在营口的大街小巷、码头货栈迅速蔓延开来，每一个版本都更加离奇，更加可怖。起初只是零碎的“天上掉下个黑乎乎大家伙”、“起了一阵邪风”，到傍晚时，已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却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轮廓：
大约在中午那声闷响前后，一条“龙”，在营口港区东北方向的天空“降而升”——目击者语焉不详，但大致意思是那东西从云里掉下来，又挣扎着冲上去。就这短短的一起一落，带起的狂暴气流，掀翻了辽河河道里三条正在行驶的小火轮和舢板；扫过岸边，卷塌了“东亚烟草公司”一座仓库的屋顶和半边砖墙；最骇人的是，它掠过南满铁路营口支线的火车站时，竟将一列停在站内、尚未挂车头的空货车车厢，掀得侧翻出轨！
而死亡人数，在最初的混乱和恐慌过后，被小心翼翼地统计出来：九人。三个是翻覆小船上的船工，四个是被倒塌仓库压住的苦力，两个是在火车站附近被飞溅的碎木砖石击中的路人。
九条命。填进了这短短一瞬的、从天而降的灾厄里。
旅馆的电话几乎被打爆。
袁镜吾放下电话，看着桌上分社同事刚刚收集来的、零乱而惊惶的目击片段。铅灰色的天空，巨大的黑影，撕破空气的尖啸，狂暴的、能掀翻火车的气流，还有那转瞬即逝的、灰黑或青黑色的、布满鳞片的躯体轮廓……
田庄台那条龙，是静默的，濒死的，带着一种沉重的悲哀。
而这一条……是狂暴的，失控的，带来死亡和毁灭的。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吗？还是……不同的？
他铺开稿纸，提起笔。墨汁在笔尖凝聚，欲滴未滴。主编的要求在耳边回响，但眼前仿佛晃动着那九个冰冷的数字，和数字背后，可能永远无法被详细记载的、破碎的面孔。
最终，他落笔，标题是主编定的：《营口港区突发强风酿灾 九人罹难多方驰援》。措辞克制，只叙“事实”：时间，地点，受损情况，伤亡人数，当局与民间的救援行动。关于“龙”，只字未提。只在描述那“突发强风”的威力时，用了“其势迅猛，闻所未闻”这样留有余地的词。
稿子连夜发回奉天总社。
第二天，七月二十九日，《盛京时报》在二版不显眼的位置刊登了这篇报道。字数不多，语气平静，混在其他地方新闻里，并不十分起眼。只有标题里“酿灾”二字，和文中那个简单的“九”字，透着一丝沉重。
但袁镜吾知道，这远远不是结束。也不是真相。
接下来几天，袁镜吾没有再去采访那些官方的赈灾场面或统计数字。他拿着记者证和笔记本，独自一人，循着灾难的轨迹，开始寻找那些真正的目击者。不是道听途说的转述者，而是当时就在现场，亲眼看见了那一幕的人。
他去了辽河边，找到了一个当时正在附近船上、侥幸逃生的老船工。老人脸上惊魂未定，比划着：“那风！邪乎！不是从一边刮来的，是从上头，从天上，猛地砸下来的！我那船，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从水里硬生生给拎起来，又狠狠摁下去！水柱子冲起几丈高！我趴船舱里，死死抓着缆桩，耳朵里全是木头断裂的咔嚓声，和……和一种声音，像牛吼，又像打闷雷，从云彩里传出来，压得人心里头发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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