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群体的小聚固然有联络情谊的因素在其中，但是在饭局上的对目下时局的纵谈才是最热烈的。
对当下时局的把握，尤其是政治经济局面的分析判断，找出适合自己工作中的一方面，这些都是体制内人物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把生活和工作已经很自然的融为一体了。
“昌州的情况比较特殊，应该说昌州发展速度既没有特别慢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快的时候，一直是一种不愠不火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宋州和昆湖在这几年里高速发展开始超越昌州，昌州市委市府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再不能扭转这种局面，恐怕就真的要掉队甚至永远无法跟上了。”
黄文旭对昌州的形势估计很不乐观，宋州已经拉远了距离，而昆湖2004年的经济增速也相当于昌州的2倍，目前两市的gdp距离已经达到了七十多亿，这个距离说小不小，说大不大，要赶上不是不可能，但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变成一百多亿，鸿沟一旦形成，在现在各家都在突飞猛进的情况下，再来追赶就不容易了。
“黄部，我觉得按理说，昌州的工业经济基础是很有优势的，即便是在现在我觉得昌州仍然有很多优势是昆湖乃至宋州都无法比拟的，稍稍调整方向，适度发力，追赶上来应该不是问题才对。”
宋大成显得很不能理解昌州目前的孱弱，作为省会兼副省级城市，昌州的航空、动力设备、钢铁、汽车、电子产业，这些那一块都是工业板块中的大头。随便哪一个产业的增加值达到几百亿都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还有诸如仪器仪表、矿山采掘和冶金机械等小项上也一样优势明显，但是就是这样，在宋州和昆湖的节节进逼之下却连连败退，被宋州甩远不说。现在昆湖也要碾压一头，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悲哀。
宋大成的话说出了在座很多人的疑惑，想当年昌州是毫无悬念的碾压态势鹤立鸡群，即便是80年代初期最极盛时期的宋州比起昌州来说，也还是要矮一大头的，但是现在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被宋州超越也就罢了，连昆湖这种小字辈居然也可以欺负一番，不能不让人唏嘘感慨。
黄文旭也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感悟，来到昌州，他才深刻认识到昌州与其他地市的不同。昌州是副省级城市，所有区县一二把手和市直机关的一把手都是副厅级干部，也就是说，这些干部的调整，都需要经过省委组织部的程序，而市委组织部的干部任免权只能涉及到这些单位部门的副职。
当然市委在市直机关和区县一把手任免上有很大发言权，理论上市委常委会通过的意见拿到省委那边都不会打回来，但是这个情况也导致了另外一个现象的产生。省委组织部那边要求市委在确定这些人选的时候要主动和省委组织部对接，也就是说省委组织部要主动参与到市里对自己下辖区县或者市直机关一把手的选拔中来，本来这在程序上也是合理的。提前介入，相互沟通协调，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这个尺度却很难把握。
如果省委组织部对某个人选“过于感兴趣“，那么在沟通协调中就会更加”主动“，主导权也会被省委组织部那边所掌握。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市委组织部这边就有些坐蜡了。你不能体现市委的意图，市委主要领导不满意。你要据理力争，省委组织部又是上级。而且还具有相当话语权，他要真坚决反对，这个人选就得要搁下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黄文旭才算是深刻领会到了副省级城市里边的门道有多深，办事儿有多难。
他也是在丰州市干过组织部长的，现在换位到昌州担任组织部长，这份感觉对比就很不是滋味，在丰州，无论是市直机关还是区县班子调整，那都是丰州市委的事儿，而现在最核心的一把手任免权限在省委了，省委组织部甚至要参与这些干部选拔过程，越俎代庖喧宾夺主的滋味就这样，憋屈。
这只是一方面的，昌州市委和昌江省委的关系如何来把握好定位，副省级城市如何来体现自己在全省的独特地位，如何来利用好自己作为省会的核心优势，这些都可以写几本书，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就那么几条，最大限度的争取作为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不同于其他地市的独有权益，体现自身的独有地位，同时又要很娴熟优雅的处理好与省里的关系，避免因为自己的独特地位引发省里的猜忌和不满，这是个很考纲的活儿。
“嗨，一言难尽，昌州的情况只有呆过的人才清楚。“黄文旭也懒得多说，这种话题扯开来也说不清楚，不是当事人，领会不到，“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副省级城市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其带来的一些框框架架有时候也会成为制约一个地方发展的枷锁。”
陆为民倒是能够理解黄文旭话语里的苦涩和无奈，当一个市委都对下边区县一把手的任免没有最终决定权时，其受到的制约会有多大，如果是换了汪正熹时代的昌州市委问题不大，汪正熹虽然是从昌州成长起来的干部，但是在省里威望很高，无论是当时的田海华还是后来的邵泾川都对其很尊重，但莫计成时代就不行了，莫计成一是外来户，二是能力上有欠缺，所以这个市委书记在省里话语权不够，现在彭海波的情况比较特殊，彭海波在工作上比较放手，而且很明显能感觉得出来他的心思没有在昌州上，而是有意接任分管副书记的职位，但是没想到被方国纲占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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