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老师接着开始安排座位，他的方法也很特殊，仍然是男女同桌，我们过了童年阶段的青涩，很多人是很愿意与女生做同桌的。那些男女同桌画“三八线”的做法，是幼稚的孩子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沈老师不但每周进行一次全班大组的轮换，还要进行个别同桌的调整，或者小组之间也会进行适当的轮换。据我后来猜测，那时候的中学严防的是早恋现象，这样的轮换是沈老师的独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早恋的发生。所以，我们班的同桌特别不固定，几周后很可能大变样。当然，第一天我们是按照个子的高低来安排第一次的座位的，女生安排好后，男生再安排。每一组第一排的同学都被安排了班级职务，沈老师岔开做安排，把大组长和小组长、班长和副班长、学习委员、体育委员和卫生委员等委员，以及各科学习课代表进行男女生搭配的分配，这些都是第一排和第二排的同学担任，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考入这所中学的成绩决定的，因为那张大红榜上没有公布考试成绩。直到一个月后我才知道，沈老师没有像其它班的班主任那样按照成绩安排班级的各个“小领导”，但是后来逐渐的在全班学生各科成绩变化中，慢慢的才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
所以，我虽然坐在中间第五排，看来那时我在班里算是高个子。但是，沈老师特别提出由我做纪律委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沈老师后来对我谆谆教诲的话也有一些相信的成分。也许是他知道我调皮捣蛋，所以才特意安排我当纪律委员的，这样我也可以时刻提醒自己。
但是我的好动是改不了的，所以大概在初二的时候，沈老师忍无可忍的撤了我的纪律委员。中学阶段我一直是全校纪律最差的学生，保持了六年，我估计在这所中学还健在的老师记忆中都会有我的名字，只是因为我不守纪律。但是我只是不守课堂纪律，还没有打架斗殴、违反校规等等极其恶劣的行为。毕竟我归根结底是来自农村的孩子，我的胆子还是很小很小的。
其实我不是一个厌倦学习的孩子，至少在初二之前，我也是全班中的佼佼者的存在，我的各科成绩都是排在全班前几名的。我分析了我学习逐渐跟不上的原因，是在初二时开了物理课之后。刚开始我对物理没有任何抵触心理，但是有一次老师讲到了万有引力定律，我有点不明白，于是在课堂上向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在行驶的汽车上从手里自由掉下一个石子儿，在汽车仍然运动中，石子儿是要掉出车子的。老师具体怎么给我讲的，我现在都忘记了，但是老师讲的我始终不能理解，为此老师罚我站在全班最后那块黑板报前听了整堂课。从此后，我对物理极为厌烦了，也是因此到现在我对这个车子里掉下石子儿到底该落在何处仍然不知道。即使谁给我讲，我也不明白。理科就是数理化，物理的成绩一落千丈让我特别讨厌理科的每一科。
我是由姥姥带大的孩子，所以在潜意识里我从来不以很坏的标准评判别人，这是姥姥一直教诲我的做人道理，所以我就认为很可能是我的智力在理科学上很有问题。高中分科时我只好选择了文科，因为我的理科成绩实在是太差了。也许是从初二开始的物理学科对我的影响太深，以至于我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后来也只是读了个中专。现在的我倒是非常后悔，但是已经晚了。从前我总是想，我作为一个城市平民的孩子，在懵懂无知的年纪，我那没有文化的父母是给不了我有用的教诲的，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只有一个：毒打。他们异常坚定的相信古人说的那句话“只有棍棒之下才能出孝子”，所以他们要的是孝子，其他的不重要，他们或许根本不需要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孝顺，是他们那个认知水平唯一的需求。所以，我长大后始终认为我的没有前途，是父母一手造成的。
或许是因为我的放松，让我最终成绩下降了，这不怨别人，我也在后来人生的几十年中深刻的反省了。
不说这些了，还是进入我的主题，讲一下我在这所中学度过的青少年时光吧。那时的故事，对现在的我仍然具有无法忘怀的情结。
其实初一和初二的时光都很短暂，因为我们还是懵懂无知的孩子，日子很普通，也很无聊，一天一天过的很平凡和简单。沈老师对我们可能的早恋防范很严，所以除了学习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这对沈老师来说很有成就感，当其他老师都在头痛的谈论班上的某个男生与女生关系暧昧，沈老师从没有这种疑虑，他很自信自己的班里这些孩子们只懂得学习，其它的一概不知。
初三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们基本上都进入十五岁，只有三两个稍大一点的接近十六岁，还有两三个稍小一点的还不满十五岁。好像从升入初三开始，我们班的孩子们马上开窍了。不仅仅是学习上开了窍，全班总成绩始终在全年级排第一位置，虽然有几个像王照全、刘俊这样不爱学习的同学拖了一点后腿，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同学的成绩格外出色，所以我们班稳占整个初中阶段的第一名。初三时，我们班更加出色了，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同学占据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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