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的事像一根针,扎在董远方心里,不深不浅,却隐隐地疼了一路。
从沪港回京都的动车上,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飞速后退的田野和城镇。
江南水乡的青瓦白墙一闪而过,然后是华北平原上连片的玉米地,绿油油的,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
列车时速超过两百公里,车身微微晃动,桌上的一次性纸杯里,水面荡着细密的波纹。
董远方已经盯着窗外出神了半个多小时。
手机放在桌板上,屏幕朝下,好几条未读消息,他一条都没点开。
他在想那封举报信。
赵志刚在电话里透露的信息有限,实名举报。
举报人是某企业的工作人员,具体哪家企业没有说。
举报内容指向“借工作之名收受企业贵重礼品、向企业做出不实承诺”。
但没有更多细节。
董远方反复回忆了甬波之行每一个环节:座谈会、企业走访、饭局……
哪一步出了问题?谁收了不该收的东西?谁说了不该说的话?
他想起离开甬波那天早上,陆承安的秘书小刘拎了两个纸袋子过来,说是陆市长的一点心意,本地特产,不值几个钱,给董主任带回去尝尝。
董远方当时推辞了两句,小刘说就是点儿年糕干、海苔脆,市长特意交代的,不值什么,您别让秘书为难。
赵一鸣接了过去,打开看了一眼,确实是甬波当地产的几样小吃。
苔条年糕、油焖笋罐头、海苔脆、鱼片干,用透明的塑料袋装着,扎着红绳,看着确实验证了陆承安说的“心意”二字。
董远方当时没太在意。到
地方上调研,对方准备点儿土特产,本就是人之常情。
第二天。他特意提醒过苏景行,通知各小组严禁收受贵重礼品。
名烟名酒、现金卡券、金银玉器,这些红线不能碰。但
几样不值钱的特产,他没当回事。
谁曾想,这点儿“没当回事”,如今成了别人手里的把柄。
更让他心里没底的是,举报的事不止甬波一家。
赵志刚暗示了“其他四个小组”也可能有类似情况。
这意味着有人在系统地收集所谓的“证据”,或者至少是跟风举报。
摸底工作才刚开了个头,五个小组刚撒出去没几天,就有人递了刀子。
这把刀锋利的不是刀本身,而是“工业制造强国领导小组办公室”这块招牌。
任何一块招牌,只要沾上一点污渍,就会被无限放大。
董远方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列车进入一个隧道,车窗外的光线骤然暗下来,车厢里的灯光在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
董远方没有让人来接。他一个人拖着一个20寸的登机箱,从出站口走到地下停车场,打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是个三十来岁的本地人,正在听收音机里的相声,哈哈直笑。
董远方说了“工信部,西人民街”之后,就靠在座椅上不再说话。
出租车沿着二环往西开,车流缓慢,走走停停。
京都的初夏比南方干燥得多,空气里有种被太阳烤过的焦灼味道,路边的国槐正在开花,细碎的黄绿色花蕊落了一地,被车轮碾过,留下淡淡的苦香。
董远方盯着窗外熟悉的街景,脑子里排着明天纪检组谈话的要点。
他是学历史科出身的,习惯把问题拆解成一个一个的节点:谁收的?收了什么?价值多少?有没有承诺交换?有没有利用职权?有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他把这些问题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觉得每一项都经得起推敲。
但纪检组不是讲道理的地方,纪检组讲的是程序、是态度、是政治影响。
道理在你这边,不意味着结果就会如你所愿。
出租车停在工信部大门外的时候,刚好五点。
门卫认得他,刷了证就让进去了。
他没有去办公室,直接回了部里的家属院。
董远方把行李箱放在墙角,没有打开。
他坐在床上,拿出手机,给苏景行发了一条消息:
“老苏,我已到京。明天去纪检组配合了解情况。各小组工作照常推进,纪律再强调一遍,任何礼品一律不收。另外,我之前在甬波收到的特产,请帮我核实价值,如有违规,我甘愿承担责任。”
苏景行几乎是秒回:
“收到。特产的事我了解过,就是普通食品,总价值不超过两百元。但这事现在被举报了,性质就不一样了。”
“我知道。”
董远方回了三个字,然后把手机扔在床上,仰面躺了下去。
天花板上有一盏日光灯,灯管有些老化,光线微微发黄,一闪一闪的,像是有口气喘不匀。董远方盯着那盏灯,盯了很久。
民不告,官不究。
这个道理他懂。
但一旦有人告了,哪怕是一个鸡蛋,性质就变了。
举报信到了纪检组,纪检组就必须按程序走,立案、调查、取证、谈话、形成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这一套流程走下来,没有一个月也有半个月,中间还得随时被叫去问话、补充材料。
就算最后结论是“查无实据”,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消耗。
更麻烦的是,这次举报的人不是匿名,是实名。
实名举报的份量不一样,纪检组必须给举报人一个正式的答复。
而且,举报人敢实名,说明他对自己手里的“证据”有底气。
哪怕那些证据在董远方看来根本站不住脚。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是荞麦皮的,有一股淡淡的谷物味道,有些扎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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