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的事像一根针，扎在董远方心里，不深不浅，却隐隐地疼了一路。
从沪港回京都的动车上，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飞速后退的田野和城镇。
江南水乡的青瓦白墙一闪而过，然后是华北平原上连片的玉米地，绿油油的，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
列车时速超过两百公里，车身微微晃动，桌上的一次性纸杯里，水面荡着细密的波纹。
董远方已经盯着窗外出神了半个多小时。
手机放在桌板上，屏幕朝下，好几条未读消息，他一条都没点开。
他在想那封举报信。
赵志刚在电话里透露的信息有限，实名举报。
举报人是某企业的工作人员，具体哪家企业没有说。
举报内容指向“借工作之名收受企业贵重礼品、向企业做出不实承诺”。
但没有更多细节。
董远方反复回忆了甬波之行每一个环节：座谈会、企业走访、饭局……
哪一步出了问题？谁收了不该收的东西？谁说了不该说的话？
他想起离开甬波那天早上，陆承安的秘书小刘拎了两个纸袋子过来，说是陆市长的一点心意，本地特产，不值几个钱，给董主任带回去尝尝。
董远方当时推辞了两句，小刘说就是点儿年糕干、海苔脆，市长特意交代的，不值什么，您别让秘书为难。
赵一鸣接了过去，打开看了一眼，确实是甬波当地产的几样小吃。
苔条年糕、油焖笋罐头、海苔脆、鱼片干，用透明的塑料袋装着，扎着红绳，看着确实验证了陆承安说的“心意”二字。
董远方当时没太在意。到
地方上调研，对方准备点儿土特产，本就是人之常情。
第二天。他特意提醒过苏景行，通知各小组严禁收受贵重礼品。
名烟名酒、现金卡券、金银玉器，这些红线不能碰。但
几样不值钱的特产，他没当回事。
谁曾想，这点儿“没当回事”，如今成了别人手里的把柄。
更让他心里没底的是，举报的事不止甬波一家。
赵志刚暗示了“其他四个小组”也可能有类似情况。
这意味着有人在系统地收集所谓的“证据”，或者至少是跟风举报。
摸底工作才刚开了个头，五个小组刚撒出去没几天，就有人递了刀子。
这把刀锋利的不是刀本身，而是“工业制造强国领导小组办公室”这块招牌。
任何一块招牌，只要沾上一点污渍，就会被无限放大。
董远方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列车进入一个隧道，车窗外的光线骤然暗下来，车厢里的灯光在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
董远方没有让人来接。他一个人拖着一个20寸的登机箱，从出站口走到地下停车场，打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是个三十来岁的本地人，正在听收音机里的相声，哈哈直笑。
董远方说了“工信部，西人民街”之后，就靠在座椅上不再说话。
出租车沿着二环往西开，车流缓慢，走走停停。
京都的初夏比南方干燥得多，空气里有种被太阳烤过的焦灼味道，路边的国槐正在开花，细碎的黄绿色花蕊落了一地，被车轮碾过，留下淡淡的苦香。
董远方盯着窗外熟悉的街景，脑子里排着明天纪检组谈话的要点。
他是学历史科出身的，习惯把问题拆解成一个一个的节点：谁收的？收了什么？价值多少？有没有承诺交换？有没有利用职权？有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他把这些问题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觉得每一项都经得起推敲。
但纪检组不是讲道理的地方，纪检组讲的是程序、是态度、是政治影响。
道理在你这边，不意味着结果就会如你所愿。
出租车停在工信部大门外的时候，刚好五点。
门卫认得他，刷了证就让进去了。
他没有去办公室，直接回了部里的家属院。
董远方把行李箱放在墙角，没有打开。
他坐在床上，拿出手机，给苏景行发了一条消息：
“老苏，我已到京。明天去纪检组配合了解情况。各小组工作照常推进，纪律再强调一遍，任何礼品一律不收。另外，我之前在甬波收到的特产，请帮我核实价值，如有违规，我甘愿承担责任。”
苏景行几乎是秒回：
“收到。特产的事我了解过，就是普通食品，总价值不超过两百元。但这事现在被举报了，性质就不一样了。”
“我知道。”
董远方回了三个字，然后把手机扔在床上，仰面躺了下去。
天花板上有一盏日光灯，灯管有些老化，光线微微发黄，一闪一闪的，像是有口气喘不匀。董远方盯着那盏灯，盯了很久。
民不告，官不究。
这个道理他懂。
但一旦有人告了，哪怕是一个鸡蛋，性质就变了。
举报信到了纪检组，纪检组就必须按程序走，立案、调查、取证、谈话、形成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这一套流程走下来，没有一个月也有半个月，中间还得随时被叫去问话、补充材料。
就算最后结论是“查无实据”，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消耗。
更麻烦的是，这次举报的人不是匿名，是实名。
实名举报的份量不一样，纪检组必须给举报人一个正式的答复。
而且，举报人敢实名，说明他对自己手里的“证据”有底气。
哪怕那些证据在董远方看来根本站不住脚。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是荞麦皮的，有一股淡淡的谷物味道，有些扎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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