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何雨柱跟着老农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乡间土路上时，暮色正从田垄尽头漫上来。泥土混着牲口粪便的气息裹着晚风扑在脸上，他下意识地裹了裹身上的蓝布褂子，目光扫过路边歪歪扭扭的土坯墙——墙缝里还塞着风干的玉米秸秆，几丛野草从墙根石缝里钻出来，在风里晃得没精打采。
“就这儿了。”老农在一处矮檐平房前停下，用旱烟杆敲了敲剥落的木门框。门板是用几块宽窄不一的木板钉成的，门环上缠着几圈生锈的铁丝，门楣下挂着一串干瘪的红辣椒，在风里轻轻晃荡。
何雨柱跟着跨进院子，脚下是坑洼不平的土地，散落着几个碎陶碗片。院子角落支着个草棚，里面传来母鸡“咯咯”的叫声，混合着稻草和鸡粪的味道。正屋的窗户糊着毛边纸，纸上印着模糊的窗棂影子，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在屋里摇曳，把窗纸映得明明灭灭。
这就是五十年代的农村。他穿越前见过的农村早已是洋楼林立，水泥路通到每家每户，院墙上爬满蔷薇花。可眼前这片土地，像是被时光遗忘的角落——土路是雨天踩出来的泥沟，晴天扬起的尘土能糊满裤脚；所谓的院墙，大多是烂木篱笆围着几间歪斜的小木屋，屋顶铺着发黑的茅草，有些地方还露着椽子。
“柱儿啊，你别嫌弃，农村就这样。”老农似乎看出他的打量，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城里来的娃，少见这穷地方。”
何雨柱摇摇头，没说话。他见过后世纪录片里中西部山区的贫困，但亲眼见到四九城周边的农村竟是这般光景，心里还是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那些在城里被称作“贫民区”的大杂院，至少还有砖墙瓦顶，能遮风挡雨；可这里的屋子，墙是掺了麦秸秆的泥土夯的，窗是糊纸的，遇上连阴雨，指不定屋里得摆多少个盆接漏。
“大爷，我就是来收点山货的，不嫌弃。”他笑了笑，把目光从破败的房屋上移开。
老农推门进屋，屋里光线更暗了。煤油灯的光晕里，能看到土炕上堆着打了补丁的被褥，墙角立着个豁了口的陶罐，旁边是几个摞起来的粗瓷碗。一个妇人正弯腰在灶台前忙活，听见动静直起身，围裙上还沾着面粉。
这妇人约莫四十岁上下，头发用一根木簪别在脑后，几缕碎发耷拉在额前。她身上的褂子是用好几块花布拼接的，蓝的、红的、碎花的布块缝在一起，袖口磨得发亮。脸上的皮肤像被风沙揉皱的老树皮，眼角的皱纹深而密，唯有一双眼睛，在看到何雨柱时闪过一丝好奇。
“他爹，这是……”妇人擦了擦手，目光在何雨柱身上打转。这城里来的年轻人穿得干净，眉眼也利落，不像平日里那些溜村串户的游贩，看着就让人心里犯嘀咕。
“这是城里来收鸡蛋的柱子兄弟，”老农连忙介绍，又压低声音对妇人说，“我跟你说的那个价，他应下了！小的八十，大的一百六！”
妇人的眼睛“唰”地亮了，手里的围裙绞得更紧：“真……真的？小伙子，你可别诓我们庄稼人，这价……比平时高太多了！”
何雨柱从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两支递给老农夫妇，见妇人摆手，便自己点上一根：“大婶，放心，我柱子做生意讲究个实在。只要鸡蛋新鲜，没破没坏，有多少我收多少。”他吐了口烟，目光落在妇人身后的灶台——灶台上摆着几个粗瓷碗，碗沿缺了口，锅里飘出一点点玉米糊糊的香味，稀薄得能照见人影。
老农搓着手，示意妇人：“还愣着干啥？把鸡蛋拿出来给柱子兄弟看看！”
妇人这才回过神，连忙转身从炕头的柜子底下抱出一个竹篮。篮子里铺着一层旧棉花，上面盖着块蓝布。她小心翼翼地掀开布，里面躺着十几颗鸡蛋，大小不一，蛋壳上还沾着些草屑。
“大的有八颗，小的六颗，还有一颗双黄的！”妇人指着鸡蛋，语气里带着点炫耀，“都是自家母鸡下的，每天喂的是麸子和碎玉米，保准新鲜！”
何雨柱弯腰仔细看了看，鸡蛋外壳光滑，没有裂痕，凑近能闻到淡淡的蛋腥味。他点点头：“不错，都是好蛋。”说着便低头心算起来，“八颗大的，每颗一百六，是一千二百八；六颗小的，每颗八十，是四百八；再加上双黄蛋算两颗大的，一共是一千七百六。”
他从贴身的布兜里掏出一沓票子，都是簇新的小额纸币。这年月的钱还叫“旧币”，一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一元，一千七百六十块，在农村可不是小数目。
老农接过钱，手指有些颤抖，凑到煤油灯下数了一遍又一遍。妇人也凑过去，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些票子，嘴里小声念叨着：“一五得五，二八一十六……没错，真是一千七百六！”她的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手指在票子上摩挲着，像是摸着什么宝贝。
“柱子兄弟，你这价……真是良心价！”老农把钱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用手按了按，这才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感激，“往常那些游贩来收，大的才给八十，小的四十，还挑三拣四的！你这一下子，比他们多给一倍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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