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坐回位置，还没来得及喝口水，一阵急促而尖锐的哭喊声就由远及近，像一把锥子扎破了信访室的沉闷。
“我不活了！你们纪委管不管？管不管啊！天杀的，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
一个四十多岁、头发凌乱、眼睛红肿的妇女，几乎是扑进了信访室的门。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七八岁、吓得脸色发白的小男孩。妇女的情绪完全崩溃，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声音嘶哑地哭喊着：“我们家房子…说拆就拆了！补偿款…那点钱够干什么？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他们…他们还说我们是‘钉子户’，要强拆！我男人死得早，就留下这点遮风挡雨的破房子…领导，您给评评理啊！”她一边哭诉，一边用力拍打着桌子，震得桌上的笔筒都跳了一下。
巨大的动静立刻引来了办公室里其他人的侧目。刘姐赶紧放下电话走过来，轻轻扶住妇女颤抖的肩膀，温声安抚：“大姐，大姐您别急，坐下慢慢说，这里是纪委，您反映情况我们一定听。”她给陈青禾使了个眼色。
陈青禾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弄得有些懵，但刘姐的眼神让他迅速镇定下来。他赶紧翻开新的登记页，拿起笔：“大姐，您先冷静一下，把您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说，具体是哪个地方拆迁？哪个部门负责？补偿标准是什么？您觉得哪里不合理？”
妇女在刘姐的安抚下，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但依旧抽噎着，断断续续地讲述：县城老城区改造，她家临街的两间平房被划入拆迁范围。拆迁办给的价格远低于周边市场价，而且态度强硬，声称是“政策定价”，没有商量余地。她去找过几次，都被敷衍出来，最后一次去，一个工作人员甚至威胁说再不签字，就按“钉子户”处理，后果自负。她一个寡妇带着孩子，无依无靠，感觉天都塌了。
陈青禾飞快地记录着：地点、项目名称、负责单位、补偿金额、对方的言行…他特别注意记下了那个工作人员威胁性的话语。这显然不仅仅是补偿款多少的问题，更涉及到工作作风粗暴甚至滥用职权。他内心吐槽：“这比石壁乡处理邻里纠纷刺激一百倍！活脱脱的现实版‘官逼民’！”但脸上依旧保持着倾听和记录的专注。
登记完毕，同样递上告知书。妇女的情绪在倾诉和刘姐的安慰下渐渐稳定，抱着孩子，拿着回执，抹着眼泪离开了，背影依旧充满了无助和悲凉。
送走妇女，陈青禾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口干舌燥，端起纸杯猛灌了一口，水已经彻底凉了，带着一股纸浆的味道，难以下咽。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目光扫过登记簿上两个截然不同的案例：一个是底层农民被蝇头小利压榨的绝望，一个是城市边缘群体在时代变迁中被粗暴对待的悲鸣。这小小的信访窗口，像一面残酷的镜子，映照出基层权力运行中那些被忽视或刻意掩盖的阴影。他下意识地摸了摸保温杯，冰凉的杯壁让他想起石壁乡那带着泥土气息的喧嚣，这里的世界，冰冷而真实。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一个穿着灰色夹克、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的男人，飞快地探进头，目光警惕地扫视了一圈。看到只有陈青禾坐在窗口，他似乎松了口气，迅速闪身进来，又反手轻轻带上了门，动作敏捷得像只受惊的兔子。
他没有走向陈青禾的窗口，而是径直走到信访室中间的空地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看也不看，直接“啪”地一声，用力拍在了刘姐的办公桌上！那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突兀。
“举报信！”男人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急促，“看看！好好看看！无法无天了！”说完，他根本不等任何人反应，猛地转身，拉开门，像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消失在走廊里。整个过程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从进门到离开，不过十几秒钟，连他的脸都没看清。
办公室里的人都愣住了。刘姐疑惑地拿起那个沉甸甸的信封，信封正面一个字也没有。她拆开封口，里面是厚厚一沓信纸，还有几张照片的复印件。她快速浏览了几页，眉头紧紧皱了起来，脸色也变得凝重。
“小陈，”刘姐把信纸和照片递给陈青禾，语气严肃，“你看看这个。匿名举报，反映县第三小学强制学生订购高价校服，供应商疑似与教育局某干部有关联。涉及面可能很广。”
陈青禾接过材料。信纸是普通的稿纸，字是用尺子比着写的仿宋体，工整得没有一丝个人特征，显然是刻意为之。内容详细列举了校服的定价（远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学校强制要求购买的“通知”、以及供应商“育才服饰”的背景。信中还特别提到，有家长质疑价格去学校理论，反被班主任批评“不支持学校工作”、“影响班级荣誉”。照片复印件则是几份不同班级要求购买校服的通知，落款处盖着鲜红的学校公章。
他翻看着这些冰冷的文字和印章，眼前却仿佛浮现出无数家长敢怒不敢言的脸，孩子们穿着不合身高价校服的别扭模样，还有那个匿名举报者躲在暗处、带着愤怒与恐惧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情景。这不再是五保金被克扣那种赤裸裸的侵占，也不是拆迁补偿那种直接的冲突，这是一种披着“自愿”、“统一”、“为你好”外衣的、更隐蔽也更普遍的“微腐败”，像温水煮青蛙，无声地侵蚀着普通人的利益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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