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崎真花了一整个下午仔细琢磨玲子的话。
从月读酒吧出来之后，他开车回了一趟港区别墅，明日香在厨房里熬了一锅关东煮，萝卜切得很大块，在汤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他坐在餐桌前吃了两碗，脑子里一直在转玲子说的那些话。
九条正宗确实必须死。
不是因为玲子让他去杀，他就要去杀——他没这么好使唤。
而是因为他在心里从头到尾把来东京之后所有跟九条正宗有关的麻烦全部翻出来数了一遍，越数越觉得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
首先，他和九条正宗之间已经结下了私仇。
不是因为玲子——玲子只是让这团火从暗火变成了明火。
真正把他和九条正宗推到对立面的，是那天晚上在品川居酒屋里发生的事。
他当着笹川的面把九条正宗从道德制高点上拽下来，告诉他自己知道他出轨的每一个细节，知道他的私生女，知道他那间品川公寓的地址，知道他这么多年来是靠谁家的梯子才摸到今天的位置。
九条正宗被人在最脆弱的地方捅了一刀——不是身体，是尊严。
一个从地方选区靠妻家资源才爬到国会议员位置上的男人，被一个外来者当着面把这一切全部揭穿，这份耻辱比任何肉体上的疼痛都更难以消解。
所以那天晚上之后，九条正宗就开始动用他在港区警署的关系来查月读，让高村课长带人深夜突袭，把毒品塞进雾沢仁的口袋里。
这还只是开始。
这次是栽赃毒品，下次可以是查消防、查税务、查食品安全、查劳动保险，每一项都可以让月读关门整顿至少一个月以上，而所有这些手段的源头都是九条正宗在警政两界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人脉网。
一个国会议员能调动多少资源，龙崎真在户亚留就已经见识过。
户亚留那种小地方的市议员都能让警署的巡逻路线绕着他的工厂转，更别提东京这种地方。
九条正宗是执政党众议院议员，在财务省当过副大臣，他身后站着九条家的政治遗产和花山院家的金融资本。
他在国会有同僚可以互相照应，在警视厅有每年定期对接的保安课联络官，在港区有自己经营了十多年的选区后援会。
他在任期内每多活一天，就能多调动一天的资源来给真龙会使绊子。
而龙崎真目前在东京的根基还不够深，警视厅那边没有能直接对话的高层关系。
这种局面拖得越久，对他越不利。
但话说回来，要解决九条正宗，光有杀心是不够的。
杀人是手段，不是目的。
一个国会议员死了，全国媒体都会追着报道至少好几个星期。
警察厅会从本部直接调人成立跨区域联合搜查本部，每一个跟死者近期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被逐一传唤，每一条通话记录都会被调出来反复核对，每一个出现在他死前附近监控画面里的面孔都会被放大分析。
除非有一个合适的理由，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该死”——或者说“这个人死得很合理”——的理由。
严谨点说，九条正宗死了，必须有合适的理由：这个人必须死，死了要被所有人知道，知道后还不能有破绽，而且这个死因还要站得住脚。
不能是极道仇杀——议员被极道杀害会触发全国性的扫黑行动，到时候真龙会在东京的所有据点都会被一锅端。
不能是政治暗杀——在野党和执政党的矛盾再多，也没有人敢打破“不杀议员”这条铁律，一旦有人开了这个头，内阁官房长官会亲自召开记者会，警视厅会把整个东京翻个底朝天。
不能是意外事故——车祸、坠楼、煤气爆炸这些手段太容易被定性为“非正常死亡”，而“非正常死亡”本身就是最高级别的调查触发条件，不管伪装得多好，只要被归类为“非正常死亡”，警察厅就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所以九条正宗的死必须有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最好跟极道无关，跟政治无关，跟意外无关——只跟他自己的私生活有关。
让他的死变成一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甚至有些人会暗自觉得“这也不是没道理”的私人悲剧。
龙崎真自然想到了他的情妇宫本理莎。
九条正宗出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被时间验证过的、随时可以被引爆的火药桶。
一个国会议员，在婚姻存续期间背叛妻子，养了情妇十几年，有一个十岁的私生女——这件事一旦公开，他的公众形象会在极短时间内彻底崩塌。
而在这个崩塌的过程中，如果九条正宗正好死在某个跟他的私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景里——比如死在情妇的公寓里，比如死在一场跟情妇的争吵之后——那么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被吸引到“一个出轨议员的报应”这个叙事框架里，而不是“谁杀了国会议员”这个安全级别更高的命题。
私生活丑闻是最好的烟雾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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