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我岳父讲的，他老家在松花江中游一个叫“老牛窝”的渡口。说是渡口，其实早八辈子没船了，江道几十年前改了主槽，原来的码头淤成了一片烂泥滩。但渡口遗迹还在，尤其是那根立在江边、半截埋在泥里的老铁桩。
铁桩有大腿粗，高出地面不到一米，露出的部分锈得看不出本来面目，却奇沉无比。前些年有收废铁的动过心思，带着气割枪来，割了半天，铁水都流成堆了，那桩子愣是纹丝不动。更邪门的是，当晚收废铁那人就发起高烧，满嘴胡话，说“船来了船来了，快让开”。家里人把他抬到江边，对着铁桩磕了十几个头，烧了一捆黄纸，烧才退下去。
岳父说，这铁桩，是“老牛窝”的风水眼，是当年老船公用命换来的镇物，拔不得，也毁不得。
老牛窝这名字听着土，早年间却是松花江上有名的大渡口。为啥叫老牛窝呢？因为江到这里拐了个急弯，水流突然变缓，形成一个天然的深水回涡，像牛卧在水里打滚压出的坑。船到这里，不用费劲就能靠岸，候风的、补给的、等客的，都爱在这儿停。鼎盛时，江边光茶馆就有四家，客栈三家，铁匠铺、杂货铺、大车店一应俱全，比有些县城还热闹。
那时候渡口归一个姓贺的老船公管。贺船公不是官，也不是地主，就是个撑船的，但他撑了一辈子船，闭着眼也能从江底摸出哪块石头有棱、哪块石头溜滑。过往船家都敬他三分，遇到风高浪急不敢过江的，都求他掌舵。
光绪三十四年的秋天，老牛窝来了个怪人。
这人身穿半旧灰布长衫，头戴破草帽，挑着两个沉甸甸的木箱子，也不住店，也不问船，就蹲在江边对着水流发呆，一蹲就是三天三夜。第三天傍晚，他找到贺船公，说自己姓章，是个看风水的，从奉天来，追着一条“水龙”的脉走到了这儿。
“老掌柜，”章先生说，“您这渡口底下，有条龙。”
贺船公以为他是江湖骗子，没搭理。章先生也不急，又说：“这条龙不是真龙，是水脉聚得太旺、地气兜不住，自己养出来的‘灵’。按理说这是好事，水龙在，江运就旺。可您这渡口的位置，正好压在水龙的脊背上。船来船往，锚爪抓底，橹桨搅水，天天踩踏、日日惊扰，这龙脾气再好，也快压不住了。”
贺船公听得将信将疑：“压不住会咋样？”
章先生指着江心那个深水回涡：“它一翻身，这渡口就没了。不出三年。”
贺船公干笑一声，没接话。他心里却在打鼓。这两年渡口确实不大太平，先是春天有条大船在回涡里无端打转，舵怎么掰都掰不正，最后撞碎了码头边的护桩；入夏又淹死个半大孩子，明明水不深，人捞上来肚子却灌得滚圆，脸色青紫，像在水下被什么拽住脚了。
他沉默半晌，问：“先生可有法子？”
章先生说：“有，但难。得给这龙安个‘笼头’。”
他说的法子，是在渡口水流最急、正压在水龙“七寸”的位置，打下一根特制的铁桩。铁桩要用纯铁打造，一丈二尺长，入地九尺，露出三尺。桩身要刻满“镇水纹”，桩顶要铸成船锚形，四爪张开，死死扣住地脉。
“这桩就是笼头，”章先生说，“压住龙的脊骨，它就翻不了身。往后逢初一十五，您还得在桩前烧一炷香，供一碗江米，算是给它的安抚。香不断，供不绝，它就能一直睡下去。”
贺船公犯了难。刻符的铁桩，一丈二尺长，这得找多大炉、多少铁？再说他一个撑船的，哪有这许多银钱？
章先生说：“钱我来想办法，桩我也能找人打。但有一条，我不能白干。”
“先生要多少酬劳？”
章先生摇摇头：“我不要钱。我只要这桩打进地里的那一刻，您亲手扶着桩顶，送它入土。”
“这有啥难？”贺船公不解。
“难在桩入地九尺的那一刻。”章先生盯着他的眼睛，“铁桩入土，等于给龙戴上笼头。笼头上缰绳的那头，得有人牵着。谁扶着桩子打的这最后一锤，往后这渡口的平安，就拴在谁命上。渡口旺，您寿长；渡口出事，您先挡。这不是咒您，这是规矩。”
贺船公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十六岁接过父亲的竹篙，在这江上撑了四十年船。他送过无数人过江，从挺着肚子的新媳妇，送到白发苍苍拄拐棍的老太太；他捞起过落水的船客，也捞起过淹死的陌生人。这条江养了他，他也欠这条江。
“我扶。”他说。
三个月后，铁桩打成了。章先生从奉天请来的老铁匠，烧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炉火，一锤一锤锻出这根一丈二尺、遍刻云水纹的铁桩。桩顶的锚爪张得老大，像四只死死抠住空气的手指。
打进桩那天，整个老牛窝的人都来看。章先生掐准了时辰，午时三刻，日头最毒，阳气最盛。贺船公脱了鞋，赤脚站在江边淤泥里，双手扶着冰冷的铁桩，青筋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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