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内部比从外面看起来更加空旷高阔。高高的穹顶上，原本或许装饰着彩绘或石膏花纹，如今在昏暗中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深不见底的黑暗。
几盏功率不足的电灯从高处垂挂下来，灯泡上蒙着厚厚的灰尘，发出的光线昏黄黯淡，非但没能照亮整个空间，反而在巨大的阴影衬托下，显得格外微弱和孤立。
光线勉强勾勒出礼堂的轮廓：一个能容纳数百人的空间，此刻却显得异常空旷和压抑。地面是深色的木地板，油漆斑驳，许多地方已经磨损得露出了木头的原色。一排排厚重的木质长椅，像沉默的墓碑，整齐地排列着，大部分都空着。
主席台位于礼堂最前方，高出地面约一米，由厚重的实木搭建而成。台上摆放着一张铺着暗绿色呢绒桌布的长条桌，后面是十几张高背木椅。桌子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个铜制麦克风，连接着老式的扩音设备。主席台后方，是一面巨大的、深红色的丝绒帷幕，帷幕紧闭，后面隐藏着什么，不得而知。
最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主席台两侧墙壁上的旗帜。一面是日本的旭日旗，白底红日，在昏黄光线下，那红色显得格外刺目，仿佛凝固的血。另一面则是关东军的军旗，同样令人望而生畏。两面旗帜都挂得笔直，纹丝不动，在这寂静而空旷的空间里，散发着无声而强大的威压。
记者们被引导着，在主席台前方正中央的几排长椅上依次落座。这个位置安排得很巧妙——正在主席台的直视之下，却又离两侧墙壁上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有一定距离。既能让台上的人将台下每一张脸、每一个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又能让台下的人时刻感受到来自侧后方那无形的、冰冷的注视。
王汉彰和白知行被安排坐在第二排靠中间的位置。王汉彰坐下时，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的背部微微离开椅背，保持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戒备状态。他的目光迅速扫视着整个礼堂。
除了他们这些记者坐的区域，礼堂其他大部分座位都空着。但在四周的阴影里，尤其是在几个出入口和两侧的廊柱后面，影影绰绰地站着不少身影。那是日军的士兵，有的持枪肃立，有的则穿着便衣，眼神锐利地观察着场内的一切。他们的存在，像一道无形的铁丝网，将记者们牢牢地圈禁在这个“观礼区”内。
空气凝滞而寒冷。虽然室内比外面稍暖，但那是一种缺乏生气的、带着霉味的阴冷，从脚底往上钻。没有人说话，只有偶尔传来的、压抑的咳嗽声，或是挪动身体时木质座椅发出的轻微“吱嘎”声。那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王汉彰的目光落在了主席台前的装饰板上。那是一块深色的木板，上面原本应该镶嵌着某种徽记或标语，现在已经被粗暴地移除，只留下一个颜色略浅的、不规则的空白痕迹。仔细看，空白处的边缘，还残留着一点点没有被完全刮干净的、青天白日徽记的油漆残迹。那点残迹很小，几乎看不见，但在王汉彰刻意寻找的眼里，却无比清晰。
这里，曾经是热河省政府的礼堂。或许就在几个月前，甚至几周前，主席台后的幕布上，还悬挂着常凯申和汤玉麟的画像。台下坐着的，是热河的官员、士绅、学生...台上的人，慷慨激昂或道貌岸然地宣讲着“保境安民”、“效忠党国”。然后，枪炮声逼近，汤玉麟跑了，画像被扯下，旗帜被更换，青天白日被刮去，膏药旗高高挂起...短短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物是人非，天地翻覆。
王汉彰心里泛起一阵冰冷的讽刺。这世道，这江山，就像这礼堂一样，谁有力气，谁就能站上去，涂掉前任的痕迹，挂上自己的旗子。至于底下坐着的“观众”，不过是换了一批演员，看一场换了剧本和主角的戏罢了。
而他们这些记者，连观众都算不上，充其量是被拉来充当背景板的道具，用以向更远处真正的“观众”证明：看，这场戏有多“真实”，多“受欢迎”。
他的指尖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那是他思考时无意识的小动作。目光再次扫过台上那些空着的座椅。西义一中将...这个名字他听过。关东军第八师团的师团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东北和热河战场上以强硬和冷酷着称。石原莞尔是关东军的大脑，是战略家；而西义一这样的人，就是那把最锋利、最无情的刀。
今天这把刀，要亲自出场，给这群中国记者“训话”了。他会说些什么？无非是那套“东亚共荣”、“王道乐土”、“驱逐暴政”、“恢复秩序”的陈词滥调。但关键在于，他让这些学生出场的目的。展示“幡然醒悟”？营造“中日亲善”的假象？还是...另有更深的图谋？
王汉彰的思绪又飘到了赵若媚身上。她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害怕？麻木？还是真的如日军所说，“幡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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