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王汉彰在日租界的常盘旅馆约见了石原莞尔。这家旅馆是日本侨民开的，典型的日式建筑，榻榻米房间，纸拉门，院子里还有一个小型的枯山水庭院。选择这里见面，是为了让石原感到放松和安全。
石原莞尔准时到来。他今天穿了一身便装——深灰色的和服外罩羽织，脚下是木屐，看起来像个普通的日本商人，而不是那个在关东军里以谋略着称的“鬼才参谋”。
两人在榻榻米上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张矮几。女侍端来清酒和几样简单的日式小菜——盐烤秋刀鱼、味增汤、腌萝卜。纸拉门外，庭院里的竹筒接满水后“叩”的一声敲在石头上，这是日本园林里常见的“鹿威”，声音清脆，在安静的午后格外清晰。
“王桑，好久不见。”石原莞尔举起酒杯，用流利的中文说道，脸上带着那种日本人特有的、礼貌而疏离的微笑，“听说你前阵子病了，现在可好些了？”
王汉彰也举起酒杯，两人轻轻碰杯，一饮而尽。清酒微辣，带着米香，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升起一股暖意。
“多谢石原阁下关心，已经好多了。”王汉彰放下酒杯，夹了一筷子秋刀鱼，“都是些旧伤，加上偶感风寒，调养一阵就好了。”
石原莞尔点点头，没有深究。他慢条斯理地吃着菜，动作优雅，像个真正的贵族。但王汉彰知道，这副温文尔雅的外表下，是一个冷酷、精明的人。
酒过三巡，王汉彰看似随意地提起了话题：“石原阁下，最近市面上有些传闻，说国民政府正在和贵国进行秘密谈判，准备停战。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停战，天津的局势会如何？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也好早做准备。”
石原莞尔夹菜的手微微顿了一下，随即恢复自然。他抬起头，看着王汉彰，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精光。
“王桑，”他放下筷子，用毛巾擦了擦手，动作从容不迫，“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这种级别的谈判，属于最高军事机密。我现在只不过是天津驻屯军的一名课长，具体的谈判细节，我并不清楚。”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还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王汉彰心里冷笑，表面上却露出理解的表情：“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只是随便问问，毕竟生意人嘛，最怕的就是时局动荡。”
石原莞尔笑了，那笑容很深，让人捉摸不透：“王桑，我倒觉得，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天津都会保持稳定。大日本帝国在天津有租界，有驻军，有大量的侨民和投资。我们会确保这座城市的安全和繁荣。至于生意……”
他向前倾了倾身子，声音压低了些：“王桑在天津人脉广，能力强，无论时局如何变化，都能找到发财的机会。不是吗？”
这话里有话。王汉彰听出了弦外之音：日本人需要他这样的人，在天津维持秩序，搜集情报，甚至……当傀儡。
他举起酒杯，也笑了：“石原先生过奖了。我王汉彰就是个生意人，只想安安稳稳赚钱，养家糊口。”
“安安稳稳赚钱……”石原莞尔重复着这句话，笑容更深了，“在这个时代，想要安稳，就得有力量。王桑，你是个有力量的人。”
那次会面之后，王汉彰更加确定，停战谈判确实在进行，而且可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石原莞尔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他那种从容淡定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日本人胸有成竹。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五月下旬。天津的天气一天热过一天，虽然还没正式入夏，但午后的气温已经飙升至三十摄氏度以上。走在街上，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踩上去黏糊糊的。树上的知了开始聒噪，没完没了地叫着，让人心烦意乱。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泰隆洋行的办公室里，闷热得像蒸笼。房顶那台黄铜吊扇开到了最大档，扇叶转得飞快，发出“嗡嗡”的噪音，但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带着灰尘的味道。王汉彰只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领口敞开着，但依旧汗如雨下。衬衫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紧紧贴在皮肤上。
他站在窗前，望着楼下院子。几个伙计正在往仓库里搬运货物，都是些从上海运来的棉纱和洋布。阳光刺眼，院子里蒸腾着热气，远处的景物在热浪中微微扭曲。
焦躁，像无数小虫子在心头爬。
昨天下午，他派许家爵去请青木公馆的茂川秀和吃饭。茂川秀和是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的头子，掌握着大量情报。如果停战谈判真的接近尾声，茂川秀和应该知道些内幕。
王汉彰给许家爵的任务很明确：灌醉茂川，套出话来。许家爵这个人，虽然好色，但酒量极好，嘴皮子也利索，在南市的酒桌文化里浸淫多年，最擅长在推杯换盏间打探消息。而且他那种市井气、江湖气，有时候反而能让日本特务放松警惕。
可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天一夜过去了，许家爵音讯全无。没有电话，没有派人送信，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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