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最后一刻猛地坐了起来。
不是被吓醒的，是真的坐了起来，上半身从床上弹起来，后脑勺撞上了床头板，疼得我眼前一黑。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手机屏幕显示凌晨三点整。没有影子，没有张奶奶，没有任何人。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夜风。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被捞上了岸。睡衣被冷汗湿透了，贴在背上，又冷又黏。我用颤抖的手摸到床头灯的开关，咔嗒一声，灯泡亮了一下就灭了。又坏了。这台灯和厨房那盏日光灯一样，都是同一个房东装的劣质货。
我靠在床头，心脏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刚才那个画面太清晰了，清晰得不像是梦。她说话的声音，她身上那股消毒水和腐肉混合的气味，她手里那根扭动的输液管，管口凝聚的那滴暗红色的液体——每一个细节都刻在我的视网膜上，像烙铁烙上去的，怎么都抹不掉。
我坐了很久，久到呼吸终于平复下来，心跳终于从疯狗狂奔降回到了慢跑。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安静得不正常。空调外机嗡嗡的声音消失了，冰箱压缩机的运转声消失了，甚至连楼下马路上偶尔经过的车辆的声响都消失了。整个世界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只剩下我自己血液在耳膜里流动的声音，咻咻的，像风从一个很窄的缝隙里挤过去。
然后我听到了。
滴答。
不是从厨房传来的。就在我耳边，近得像贴着我耳廓在响。我猛地偏头，看到床头柜上放着的那个杯子——我睡前喝剩下的半杯水。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没有涟漪，没有波动。不是水杯。
滴答。
我低头，看到自己的右手。手背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小红点，像被蚊子叮了一样，但仔细看，是一个极细极小的针眼，针眼周围有一圈淡淡的淤青，像是皮下渗出了一点血。针眼的中心还在往外渗着一滴极细的血珠，在台灯微弱的光线下，那滴血珠折射出一种暗淡的、近乎黑色的光泽。
和我从输液管壁上刮下来的粉末，一模一样。
我盯着那个针眼看了一分钟，然后用手背在睡衣上蹭了一下。血珠被蹭掉了，留下一条淡淡的红痕。针眼还在，但不再渗血了。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试图说服自己那只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或者是安眠药的副作用导致皮下出血。但我心里清楚，这不是。
我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创可贴，贴在针眼上，然后穿好衣服，打开了所有房间的灯。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所有的灯都亮着，把这间六十平米的小房子照得像一个鱼缸。我在鱼缸里来回踱步，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忽然，我想起今天是农历三月初五。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我从来不看农历，手机上也没有农历日历。但这个日子就那么突然地出现在我脑海里，像有人在我脑子里大声念了一遍——农历三月初五，宜祭祀、修门、取渔、纳财、纳畜，忌嫁娶、入宅。
我打开手机，翻了翻日历。2026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初五，宜祭祀、修门、取渔、纳财、纳畜，忌嫁娶、入宅。
和张奶奶下葬的日子之间，隔了整整三天。
头七还没到，但有些东西，不需要等七天。
我深吸一口气，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再去一次张奶奶家，但不是为了找什么证据，而是为了做一件事。一件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必须去做的事。
我拿了几样东西：一包没拆封的纸钱，三根香，一袋我从楼下超市买的点心。这些东西在小区门口的杂货铺就能买到，我白天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用到它们。
凌晨三点半，我再次站在了五楼。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黑暗浓稠得像粥，我只能用手摸着墙壁一步一步地走。502的门上，我白天碰过的封条垂下来一半，在微风中轻轻晃动，像某种无声的手势。
门没有锁。
我清楚地记得白天走的时候我是从正门出去的，而且我确实把门带上了，甚至还推了两下确认关好了。但现在，那扇木门虚掩着，露出一条大约十厘米的缝。一股冷气从门缝里渗出来，带着浓重的消毒水味。
我伸手推了一下门。门无声地开了。
客厅里的样子和我白天来的时候完全不同。所有的家具都被搬到了屋子中间，摞成一座小山。沙发摞在茶几上，茶几摞在电视柜上，电视柜摞在衣柜上。衣柜最上面放着一张黑白遗像，照片里的张桂兰依然是那个眉眼弯弯、露出几颗金牙的笑容，但在这堆叠成塔的家具顶端，那个笑容显得格外遥远，像从井底仰望月亮。
卧室的门开着一条缝，里面亮着灯。
我知道我不应该进去。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着让我转身跑掉，跑下楼，跑出小区，跑到任何一个有人的地方。但我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不是动不了，而是有什么东西在推着我往前走，就像那天中午我推开张奶奶家的窗户一样，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一种更古老的、更深层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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