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滩的寒风，像一把蒙尘的钝刀，带着锈迹斑斑的蛮力，狠狠刮过重点维修三车间的驻地。它不放过任何缝隙，切割着每一寸裸露的皮肤，留下细密的、火辣辣的痛楚；更贪婪地切割着空气中那股混杂着机油浓重、铁锈刺鼻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近乎绝望的味道，将它们搅得更加混沌不清。
那排低矮的红砖房，在狂风中瑟瑟发抖，像一群被遗弃的老者，佝偻着身子，连砖缝里都透着寒意。它们仿佛也感应到了什么，知道今夜注定不会平静，每一块砖石都在风中呜咽。
屋檐下，几只冻僵的麻雀猛地扑棱起翅膀，像几片被风撕扯的枯叶，发出几声短促而凄凉的鸣叫，那声音薄得像一层冰，瞬间碎裂在更深的寒意里，徒留一片无边无际的萧瑟，将这戈壁深处的夜晚，衬得愈发孤寂而沉重。
林野几乎是踉跄着跟在赵叔身后，刚刚从一场与严寒的搏斗中挣脱出来。那场凌晨的线路冻害抢修，像一场噩梦，零下二十度的冰牢里，他和工友们深陷齐膝的积雪，与被冻土无情撑开的轨缝较劲。寒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手上新添的冻疮又痒又疼，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而脚上的劳保靴里，脚趾早已成了两团没有生命的冰坨，只剩下令人绝望的麻木，沉重地拖拉着他的身体。
拖着这副几乎被冻透的躯壳，他只想立刻冲回工区，扑到暖气片上，让滚烫的热水从喉咙一直熨帖到胃里。然而，刚踏进工区院子，一股比北风更凛冽、比冻疮更刺痛人心的寒意，便猝不及防地扑面而来，瞬间冻结了他奔向温暖的脚步。
工区那间总是烟雾缭绕的办公室，此刻的气氛沉凝得如同凝结在伤口上的黑血，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孙工长、安全员老钱，还有几个平日里不声不响的工班长，像一尊尊面色不善的塑像，团团围住了一个人。那人蜷缩着背，如同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的虾米，僵硬地坐在办公室里唯一那张还算囫囵的破木椅上。他的左手，用厚厚的、浸透了暗红血污的纱布密密实实地缠裹着，整个手掌肿得变了形，活像一只被塞进了过多秽物的畸形粽子，指节处更是胀得透亮，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爆裂。他的脸白得像一张劣质宣纸，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干裂得如同龟裂的土地，空洞的眼神直直盯着地面，那里面曾经温和的光，仿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抽空了大半。是老周——那个工区里出了名的“老黄牛”，一个像赵叔那般年纪，沉默寡言却任劳任怨的人。林野实习时曾远远见过他，甚至有一次莽撞地撞到了他，换来的是他一句带着沙哑却异常温和的“小心脚下”。那个瞬间，前辈的影子还清晰印在林野脑海里。
林野和赵叔仿佛被无形的钉子牢牢钉在了门口，动弹不得。孙工长那冰冷的目光如同一道锐利的刀锋，横扫过来，瞬间便在他们心头划开一道凛冽的口子。他们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头顶，身体像是被施了最恶毒的定身法，连呼吸都忘了，只能僵硬地杵在那儿，活像这场令人窒息的“审判”里两个多余而可笑的旁观者，连一声叹息都吝于施舍。
劣质烟草的辛辣烟气如同一条张牙舞爪的恶龙，直往鼻子里钻，呛得人眼泪鼻涕齐下，视线都模糊了。这呛人的烟味里，又混杂着一股廉价消毒水刻意营造的甜腻，像是在用虚假的洁净来掩盖什么。而空气中还有一种更沉、更重的东西，几乎有形，像是绝望和恐惧在阴暗角落里悄悄发酵、膨胀，变成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气，在狭小的空间里沉沉弥漫，层层堆积，几乎要将人的肺叶都闷得炸开。
“……老周啊，”安全员老钱的声音慢悠悠地飘过来，像一块冻硬的石头扔进水里，溅起的不是涟漪，而是几粒毫无温度的冰碴，“你这个情况，段里工伤认定委员会已经批了。”那语调里，公事公办的冷漠像一层厚厚的冰壳，甚至，在那冰壳之下，还隐隐透着一丝如释重负的、近乎残忍的轻松。他手腕一抖，手里那份盖着鲜红印章的文件便晃了晃，纸张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尖锐得像老鼠在啃噬什么，让人心里发毛。“工伤十级伤残。”他一字一顿，仿佛在宣判一个早已注定的结局，“按工伤保险条例和咱们段里的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医疗费啥的加起来，大概能赔你17万左右。这是国家给你的保障，段里不会亏待你。” 这最后一句，听起来与其说是安抚，不如说是一种带着寒意的、程序化的结束语，轻飘飘地落在死寂的空气里，像一块石头，砸出了个浅浅的坑，然后又被更大的沉默填满。
老周那双被岁月磨得浑浊的眼睛里，仿佛沉寂多年的湖底，忽然被投入一颗火星，激荡起一丝微弱却执拗的光亮。十七万——这个数字，像一道炽热的闪电，劈开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灰暗。对于这些月薪不过三四千，日复一日与冰冷的铁轨、黏腻的油污、呼啸的风沙耳鬓厮磨的底层工人而言，这简直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它不仅仅是数字，更是沉甸甸的希望：足够支付孩子未来求学的费用，让他们在知识的天空中展翅；足够在老家那片熟悉的土地上，为日渐年迈的父母盖起一间温暖的新房，驱散岁月的寒凉；更足以让他们在戈壁滩上苦熬的、几乎要被风沙吞没的生活，猛地尝到一丝久违的甜，看到前方并非只有荒芜。这丝光亮，是他们骨子里对未来的本能向往，是这片贫瘠土地上，对“巨款”这个抽象概念最朴素、最滚烫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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