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陈腐的霉味和那份冰冷刺骨的评估报告副本，像两块沉重的铅块，压在陈青禾心头一夜未散。天刚蒙蒙亮，他就揣上笔记本、保温杯，还有一小包简薇硬塞给他的菌菇干——“走访时间长，垫垫肚子”，简薇的话犹在耳边——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一头扎进了县第一纺纱厂家属区。
车轮碾过坑洼的水泥路，扬起细小的灰尘。这片曾经代表着县城荣光与活力的红砖楼群，如今像一位迟暮的老人，在晨光中显露出难以掩饰的颓败。墙壁斑驳，许多窗户的玻璃碎了，只用木板或塑料布潦草地钉着。晾衣绳上挂着的衣物，大多褪色发白，打着补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混合着煤灰、劣质烟草和某种难以言喻的陈旧气息。
陈青禾的心，一点点沉下去。这与移交纪委那份光鲜亮丽、宣称“改制成功”、“职工安置妥善”的正本报告，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反差。他推着车，在一排排沉默的筒子楼间穿行，目光扫过那些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眼神空洞地望着街道的老人，扫过那些在公共水龙头前费力搓洗着大堆衣物的妇女，扫过墙角下几个衣衫破旧、追逐打闹的孩子。一种沉重的压抑感，无声地弥漫开来。
他深吸一口气，走向几个围坐在一棵老槐树下下象棋的老工人。棋子在破旧的棋盘上敲得啪啪作响，但气氛却有些凝滞。
“几位老师傅，打扰了。”陈青禾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和，“我是县纪委的，姓陈。想跟您几位了解点纺纱厂改制那会儿的事。”
下棋的手停住了。几个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警惕，随即是深深的疲惫和一种近乎麻木的漠然。其中一个头发花白、脸上刻满风霜皱纹的老师傅，眯着眼打量了他一下，声音沙哑：“纪委？又来人了？问吧，问吧，还能问出个花来？厂子都没了，机器都卖了，人也散了。”
“大爷，我想问问，当初改制的时候，厂里跟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安置方案，您还记得吗？”陈青禾蹲下身，拿出笔记本和笔。
“安置？”旁边一个缺了颗门牙的老工人嗤笑一声，吐出一口浓痰，“说的比唱的好听！白纸黑字写着，工龄买断，按标准补偿，优先安排再就业培训。结果呢？买断的钱，拿到手缩水一大截！说是厂子效益不好，资产评估就值那么点，钱不够分！呸！”他激动起来，干枯的手指用力点着地面，“那些机器，那些新车间，就值八万块一台？糊弄鬼呢！我们干了一辈子，心里没数？”
“就是！”另一个老人接口，声音带着愤懑，“培训？安排工作？影子都没见着！说是优先录用改制后新厂的人，可新厂要的都是年轻力壮的，我们这些老骨头，谁要？一脚踢开，自生自灭！老刘头，你还记得不？老王，技术骨干，肺不好，厂里说好的医药费报销呢？拖了两年，人没了，钱也没见着！他老婆拿着那张盖了红戳的承诺书，哭晕在厂门口多少次？管用吗？”
陈青禾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他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工龄买断金缩水、再就业承诺落空、医药费报销拖欠、王姓技术骨干（已故）家属遭遇。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
“大爷，您说的这些承诺书、安置方案，还有医药费报销的单据，您或者那位王师傅的家属，还留着吗？”陈青禾的声音有些发紧。
花白头发的老工人叹了口气，摇摇头：“厂子一散，人心就乱了。搬家、找活路，好些东西都当废纸卖了，烧了。老王家的……唉，他老婆后来带着孩子回乡下娘家了，也不知道还在不在。那份承诺书，她倒是当宝贝似的收着，可有什么用？擦屁股都嫌硬！”
线索似乎断了。陈青禾不甘心，又详细询问了资产评估时的细节，特别是那几台丰田织机。老人们七嘴八舌，都证实那是最新的好机器，引进时花了大价钱，绝不可能只值八万。“评估那天，来的那几个人，看着就不像正经搞评估的，贼眉鼠眼，在车间里转了一圈，跟当时的厂长、还有那个什么钱老板（指收购方钱大勇）嘀咕了几句就走了。后来报告出来，大伙儿都炸了锅，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老工人捶着腿，满是无奈。
陈青禾默默记下：评估人员可疑、与厂长钱大勇有私下接触、工人普遍质疑评估值。他拧开保温杯，灌了一口已经温吞的茶水，冰凉的金属杯壁让他混乱的思绪稍微清晰了一点。菌菇干在口袋里散发着淡淡的、带着泥土气息的香气，提醒着他此行的目的和背后那些沉甸甸的期盼。
告别了老槐树下的老人们，陈青禾继续深入家属区。他敲开一扇扇紧闭或虚掩的门，耐心地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大部分职工家属，尤其是女工和下岗的中年人，起初都带着深深的戒备和怀疑，但看到陈青禾诚恳的态度，听到他提起那些被克扣的买断金、被拖欠的医药费、被撕毁的安置承诺，那层坚冰般的麻木渐渐融化，取而代之的是压抑已久的委屈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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