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赴上海滩这件事，王汉彰的心里也敲不准，究竟是成是败？成了，固然是皆大欢喜，天宝楼危机可解，声势更旺。可要是被杜月笙婉言拒绝，或者连面都见不上，那这跟头可就栽大了，面子可就丢到上海滩了！
为了避免万一失败后太过难堪，王汉彰决定，这次上海之行，谁也不带。他回到住处，他给秤杆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要出趟门，随后简单收拾了一个轻便的手提箱，只带了些随身衣物和足够的盘缠，还有他那两把从不离身的手枪，然后，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老龙头火车站。
车站里人声鼎沸，南来北往的旅客行色匆匆。王汉彰在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前往上海的头等车厢车票。当他握着那张硬质车票，看着上面“天津—上海”的字样时，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有对未知前景的担忧，有必须成功的压力，也有一丝闯荡新世界的豪情。
他随着人流，登上了那列着名的、车身涂着蓝色油漆的“蓝钢特快”列车。找到自己的包厢后，他放下行李，坐在柔软的座椅上，望着窗外逐渐加速后退的天津街景，心中默念：“上海滩，我来了。杜月笙，但愿你真如大师兄所说，是个讲情义、能办事的人物。”
列车轰鸣着，载着王汉彰和他的希望，向着南方那座充满传奇与冒险的东方魔都，疾驰而去。
经过了一天两夜漫长而枯燥的奔波，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几乎成了唯一的伴奏。第三天上午，列车终于缓缓驶入了终点站——上海北站。
随着人流走出宽敞的站台，踏入出站大厅，一股与天津卫截然不同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更加潮湿、闷热，空气中混杂着黄浦江的水汽、机油味、以及各种香水、烟草的复杂味道。
街道上的建筑更加西化，高楼林立，霓虹灯招牌即使在白天也闪烁着诱人的光彩。行人穿着也更加时髦，西装革履与长衫马褂混杂，摩登女郎的旗袍开衩也似乎更高一些。
繁华，是毋庸置疑的，但王汉彰敏锐地注意到，在一些街角的墙壁上，依旧可以看到不久前战斗留下的弹孔和炮火灼烧的黑色痕迹，有些建筑还搭着脚手架在进行修复。
看来，年初的那场“一·二八”淞沪抗战，远比自己之前在天津听到的新闻报道和街头传闻，还要更加惨烈和惊心动魄。
王汉彰先去了提前订好的酒店，办理了入住的手续之后，拿上给杜月笙带的几样薄礼，走出了酒店大门，伸手拦下了一辆擦得锃亮的黄包车。
坐上车之后，他对那个身材精瘦、戴着斗笠的车夫用带着天津口音的官话说道：“去华格臬路，216号。”他刻意把地址说得很清晰。
那车夫一听，麻利地抬起车把，调转车厢方向，一边小跑起来，一边用带着浓重吴语口音的官话热情地搭讪道：“先生，侬是要去杜老板格公馆啊？格个地方我熟得很，经常拉客人过去！”
王汉彰心中一动，顺势问道：“哦？听你这意思，对杜老板很熟？”
“哎呦，先生，侬哪能会勿晓得啦？”车夫仿佛打开了话匣子，“杜老板勿要忒好哦！旧年冬里，就是‘一·二八’事变格辰光，东洋人打过来，杜老板牵头青帮格兄弟，捐铜钿、捐物事、组织人马往前线运补给，忙得勿得了！真正是为国为民，是这个！”他空出一只手，翘起了大拇指。
车夫说得起劲，压低了声音，仿佛在分享什么了不得的秘密：“我讲个秘密拨侬听，侬勿要讲拨第三个人晓得啊——杜老板还让伊格心腹徒弟，组成功别动队，真刀真枪，偷偷摸摸同日本人拼命喏！”
黄包车夫说得认真而诚恳，王汉彰能清晰地听出来，他这番话并非刻意地吹捧逢迎，而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与敬重。这让他对尚未谋面的杜月笙，有了一个初步的、却颇为深刻的印象。
看来这位上海闻人，确实很有影响力，而且很会做事，不仅能跟达官贵人搭上关系，就连黄包车夫这种最底层的贩夫走卒，也对他如此五体投地。一会儿见面之后，自己真要好好观察一下，他是如何在三教九流之中，都拥有如此巨大号召力的。
十几分钟后，黄包车轻快地拐进了法租界的华格臬路。这是一条相对安静、两旁栽着梧桐树的街道。车夫在一座气派非凡的大院子门口停了下来。“先生，到了，搿搭就是杜公馆。”
王汉彰付了车钱，走下黄包车，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衫。他抬头望去，杜月笙的公馆果然不同凡响。一座高大的中式石库门风格的院墙，中间是两扇紧闭的、厚重的黑色大门，门上钉着巨大的铜环，显得威严而神秘。
透过院墙，可以看到里面似乎由一幢中式的两层楼房和一幢更为高耸、带有西式风格的三层楼房组成，飞檐与阳台交错，显示出主人中西合璧的品味。
此刻，黑色的大门紧闭着，旁边一扇供日常进出的小门则虚掩着。小门旁，放着一张藤椅，一个穿着干净青色长衫、大约四十岁年纪的门房，正悠闲地坐在上面，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申报》，看得津津有味，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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