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下午，窗外的日头偏了两偏，那懒洋洋的、仿佛带着重量的光线，艰难地透过蒙尘的玻璃窗，在王汉彰宽大办公桌的漆面上，投下斜长的、逐渐黯淡扭曲的菱形光斑。光斑边缘模糊，随着日头西沉，一寸一寸地向后收缩，如同他此刻正在一点点消磨殆尽的耐心。
办公室里烟雾腾腾，空气凝滞得如同胶水。王汉彰深陷在宽大的牛皮靠背椅里，仿佛要被那柔软的皮质吞噬。手指间夹着的烟卷已经快要燃到尽头，积了长长一截灰白的烟灰，颤巍巍地悬着，随时可能断裂。直到灼热的刺痛感猛地从指尖传来，沿着神经一路窜到脑仁，他才一个激灵，猛地一哆嗦，像是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他看也没看，带着一种近乎发泄的力道，将那个还在顽强闪烁红光的烟蒂，狠狠地摁进了手边那个早已堆成小山的烟灰缸里。烟蒂与众多“前辈”的残骸挤压在一起，发出一声细微的、绝望的“滋啦”声，最后一点火星彻底熄灭，只留下一缕更加青灰的、扭曲的细烟，袅袅升起，融入头顶那片灰蓝色的雾霭之中。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座钟钟摆那单调而固执的“滴答”声，像一把小锤子，随着钟摆晃动的声音，敲打在他的神经上。他几乎要按耐不住内心那如同野草般疯长的焦躁了，袁文会不死，他永远不会心安！
那焦躁带着灼热的温度，在他五脏六腑里左冲右突，找不到出口，烧得他喉咙发干，眼眶发热。几次，他的目光死死盯住那部沉默的、黑色的老式电话机，手已经不受控制地抬起，指尖甚至已经感受到了那拨号盘的冰冷与坚硬，仿佛那是一个能决定生死的闸门。
就在他几乎按耐不住内心之中的焦躁时，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那铃声尖锐、急促，像一把烧红了的锥子，带着一种蛮横无理的力量，瞬间刺破了办公室里那粘稠得如同实质的凝滞空气，也狠狠地扎进了他的耳膜。
王汉彰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一把抓起了听筒。黄铜的听筒外壳被他攥得死紧，掌心瞬间沁出了一层湿冷的汗。
“喂？”王汉彰尽量保持着语气的平静，但他声音因为长时间的沉默不语和过度紧张，带上了一丝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沙哑和撕裂感，仿佛那不是他自己的声音。
电话那头，先是传来一阵细微的、仿佛线路接触不良的电流杂音，随即，李汉卿那熟悉而略显低沉沙哑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背景里似乎还隐约夹杂着一些模糊的、属于警察局办公室特有的嘈杂——电话铃声、隐约的谈话声、打字机的嗒嗒声，但这些背景音很快便远去了，像是对方用手捂住了话筒，或者换了一个更为清净、私密的地方。
“小师叔，是我，汉卿。”他的语调听起来努力维持着平稳，但王汉彰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那底下隐藏的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甚至是……一丝凝重。
这句开场白让王汉彰的心跳漏了一拍。他屏住呼吸，只听李汉卿继续说道：“让您久等了。实在对不住。”语气里的歉意听起来倒是十足，“这样，今天下午六点，北马路上的热海饭庄，您知道吧？二楼的‘松间’包房，我已经订好了。咱们边吃边谈，您看如何？”
悬在心头的那块巨石，随着这通电话的到来，似乎微微松动了一下，向下坠了坠，但远远没有落下，反而因为这“边吃边谈”的提议，更添了几分沉重。事情需要到饭桌上谈，往往意味着复杂，意味着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甚至可能意味着……坏消息。
王汉彰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念头，但他没有任何犹豫，仿佛怕对方反悔似的，连忙对着话筒说道：“好嘞，北马路热海饭庄，‘松间’包房，下午六点。我等你过来。”他的语速很快，带着一种急于抓住什么的迫切。
挂了电话，听筒在座机上发出“咔哒”一声轻响。他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那口气在胸间淤积了太久，带着烟草和焦虑混合的浊味。但他知道，事情绝不可能如此简单。李汉卿越是客气，这水面下的旋涡，可能就越是凶险。
王汉彰提前了整整一个小时就到了热海饭庄。这是一家气派的高档鲁菜馆子，朱漆大门，金字招牌，门口站着穿得干净利落的跑堂。据说这里掌勺的大师傅，是在军阀张宗昌府里当过差的，一手鲁菜做得是地道非凡，平日里来往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王汉彰此刻哪有什么品尝美食、欣赏装潢的闲情逸致？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即将走上赌桌的赌徒，怀里揣着全部身家，胜负未知，前途未卜。
他对着迎上来的、笑容最殷勤的那个伙计略一点头，声音低沉地报了李汉卿的名号和“松间”包房。那伙计显然是受过嘱咐，立刻收敛了过于外露的笑容，换上一种更为谨慎恭敬的神情，微微躬身，说了声“王老板这边请”，便引着他穿过人声鼎沸、觥筹交错的一楼大堂，沿着铺了红毯的楼梯，向二楼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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