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五月末的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216号，杜月笙公馆。
时近上午十一点，初夏的阳光已然有些炽烈，透过高大的梧桐树叶，在公馆院内洁净的水泥甬道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院中那座气派的中西合璧主楼，在日光下更显巍峨，却也透着一股子难以言说的沉闷。
主楼那两扇厚重鎏金大门，此时被人从里面缓缓拉开。先走出来的是一个年约三十四五岁的男子，身穿一套裁剪合体、毫无褶皱的灰色中山装，领口紧扣，一丝不苟。
他面容削瘦，颧骨微凸，一双眼睛不大，却异常锐利，看人时仿佛带着钩子，能直刺人心底。他嘴唇紧抿，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只有一种长期处于权力核心地带蕴养出来的、不怒自威的阴郁与冷峻。
他，就是戴笠！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常凯申委员长最信任的耳目与利剑之一。
跟在他身后半步，微微欠身相送的，正是此间的主人，名震上海滩的闻人杜月笙。与戴笠的正式刻板不同，杜月笙今日只穿着一身料子普通、略显宽大的蓝色湖绉长衫，脚上是千层底的黑布鞋，打扮得如同一位寻常的教书先生，唯有那双看似平静却深不见底的眼睛，透露出他绝非池中之物。他步履从容，态度谦恭，但那份谦恭之下，是历经大风大浪后沉淀下来的沉稳与分寸感。
一辆车身庞大、光可鉴人的黑色别克Series 90 Town Car轿车，如同安静的巨兽，早已无声地滑行到门廊前停下。一名身穿同样笔挺黑色中山装、面色肃穆的卫士，动作精准而迅速地拉开了沉重的后车门，垂手侍立一旁。
戴笠在车门前停住脚步，缓缓转过身。阳光照在他灰暗的中山装上，似乎也驱不散那股子由内而外的寒气。他目光再次落在杜月笙脸上，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金属般的质感，字字清晰：“杜先生，《淞沪停战协定》已签，战事算是告一段落。眼下看来，中日之间再次大动干戈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
他顿了顿，话锋如同刀锋般悄然转向，“但是……”
他脸上的肌肉似乎绷得更紧了些，眼神也锐利了三分：“战争虽然平息，可民间的所谓‘抗日’情绪，却依旧如同野火，未曾彻底熄灭。当然，国民同胞们知晓廉耻，体谅中央的困境，不愿政府再陷战火，这本身……是件好事。”
他的“但是”之后的停顿，刻意拉长，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不过，”他继续说道，语气加重，“就怕有别有用心之徒，尤其是那些视国家纲常如无物的赤党分子，利用民众的这点热情，煽风点火，鼓动暴乱，对抗政府，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他盯着杜月笙的眼睛，仿佛要确认他每一个细微的反应：“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上海滩的稳定，至关重要。还请杜先生务必利用你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尤其是对底层和江湖帮会的掌控力，对赤党分子，以及其他任何可能的不法之徒，严加管束，密切监视！”
他最后一句，几乎是命令式的口吻：“一旦发现赤党分子活动的确切踪迹，不必自行处置，立刻通知特务处上海区负责人翁光辉，由他负责统一部署，实施抓捕！切记，不可打草惊蛇，务求一击必中！”
说话的戴笠，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处长”，但他是常凯申绝对的心腹，手握生杀予夺的特务大权，能量惊人。年初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正是他主导的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与杜月笙的青帮势力合作，组建了所谓的“抗日锄奸别动队”，在暗处与日寇汉奸周旋。
战事虽平，戴笠却从中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杜月笙在上海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以及其麾下号称十余万青帮弟子的庞大潜在力量。如今复兴社草创，百端待举，正是需要借助这类地方强人势力的时候，尤其是用于对付心腹大患赤党。
杜月笙站在车旁，微微垂首，神色郑重，回应得滴水不漏：“戴处长，请您和委员长放心。杜某已经将您的意思，层层安排下去了。在上海滩，别的我不敢夸口，但论到消息灵通，青帮上下十数万弟兄，都长着眼睛，竖着耳朵。赤党分子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风声。青帮全体，绝不敢误了党国的大事，定当竭尽全力，维护地方安宁！”
听到杜月笙这番表态，戴笠那张常年如同冰封的脸上，终于难得地扯动嘴角，露出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笑意。那笑意并未深入眼底，更像是一种程序性的认可。他点了点头，语气也似乎缓和了半分：“杜先生深明大义，为党国所做的一切贡献，委员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好了，公务在身，就不多叨扰了，您留步吧，再会……”
“戴处长，”杜月笙上前半步，语气恳切地挽留，“您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不如就在舍下用了便饭再走？我已经吩咐厨房，准备了几个清淡的家乡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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