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他。
“你们全家，”他蹲下来，和我平视，“在2019年6月2日就已经全部失踪了。你的报警记录、你妻子的失踪档案、你儿子的户籍信息，全都停在2019年。这六年来，没有任何关于你们的新的记录。没有任何人见过你们。没有任何电话、任何转账、任何社交媒体的登录记录。”
“不可能，”我说，“我今天早上还在家，我开车来的，我——”
“你的车呢？”
我的车。我的车停在青龙山停车场。我张着嘴，手停在半空中。
“你从山里出来的时候，拦了一辆小货车到的派出所，”民警说，“那辆货车的车牌号你还记得吗？司机长什么样？他开的什么颜色的车？”
我记得。蓝色的货车。司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圆脸，留着小胡子，右手虎口有一个纹身。我记得很清楚。但我一低头，看见自己空空的双手，那个司机没有给我名片，没有留电话，甚至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他停下车，打开车门，我爬上去，他把我送到派出所门口。从始至终，他一个字都没说过。
我甚至不确定他有没有转过头来看过我。
我甚至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活着的人。
民警把一个档案袋推到我面前。封面上印着“青龙山失踪人员档案”几个字，下面是一排编号：Q-001。封面上贴着一张我的照片，是我三年前换身份证时拍的那种标准照，头发理得很短，表情端正，嘴角微微上扬。
2019年拍摄的。
“你确定现在是哪一年？”民警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像一个医生在观察病人的症状。
我打开手机。碎掉的屏幕上，日期显示：2026年6月3日。
14:27。
6月3日。我进山的那一天，是6月2日。我在山里只待了一天一夜。但手机上显示的，是6月3日。
6月3日。
民警看我没有回答，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那张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卷曲，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指着最上面一行，说：“这是2019年6月2日当晚的接警记录。报警人是你岳母。”
我接过那张纸。纸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了，但内容清清楚楚。
“报警人周某某称，其女儿林潇潇、女婿陈默、外孙陈小杰于6月2日上午前往青龙山游玩，至今未归。当日青龙山区域发生强雷暴天气。警方已启动搜救程序。”
“那之后呢？”我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之后的两年内，累计搜救超过一千人次，动用了警犬、无人机、热成像仪，覆盖了青龙山百分之八十的区域。什么都没找到。”民警停顿了一下，“不是没找到人，是没找到任何痕迹。你们的车停在停车场，车钥匙在车上，手机在车里，钱包在车里。甚至连你们进山的脚印都没找到。那场暴雨把一切都冲干净了。”
“但我们今天找到了你，”他又看了一眼我的脸，目光在我右眼的眼角停了一下，“陈先生，你今年多大？”
“三十四。”
“你看起来像五十。”
我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镜子里的那张脸让我后退了一步。那个人头发花白，面容枯槁，眼眶深陷，颧骨高高地凸出来。右眼的眼角有一道疤，不是新的，是那种已经完全愈合、边缘光滑的陈旧性疤痕。我抬手摸了摸那道疤，指尖触到的皮肤是平整的，像一块被熨斗烫过的布。
这道疤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我不知道。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人，看着他那双灰蒙蒙的眼睛。那双眼睛像两个深不见底的窟窿，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光，没有情绪，没有记忆。只有一种东西——恐惧。
纯粹的、原始的、动物性的恐惧。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转身冲回值班室，冲民警喊了一句我自己都没听清的话。那个喊声太大了，震得我自己的耳膜嗡嗡作响。民警从椅子上弹起来，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对讲机上。
“我要上山，”我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玻璃上摩擦，“他们还在上面。”
他没有拦我。
搜救队是下午三点集结完毕的。总共有两百多人，有专业的消防队员，有志愿者，有从邻市调来的搜救犬。领头的是一个姓叶的警长，三十五六岁，长脸，薄嘴唇，说话的时候喜欢微微眯着眼睛，像一只正在打量猎物的鹰。
我后来才知道他叫叶尘。
叶尘没有问我太多问题。他只是让我坐在搜救指挥部的帐篷里，盯着那张铺在折叠桌上的青龙山地形图，让我用红笔圈出我认为可能的位置。我盯着那张地图看了十分钟，然后把红笔放下来。
“我不记得了。”
这是最可怕的部分。我在那座山里待了一天一夜，我走过每一条路，每一条岔道，我甚至在一棵树下坐了一整夜。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的记忆像一块被虫蛀过的木头，千疮百孔，只留下一些支离破碎的碎片——一道闪电，一双放大的瞳孔，一声撕裂喉咙的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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