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明书记。”
赵立春的声音慢了下来。每个字都像是用砂纸打磨过的，粗粝但精确。
“祁同伟是从哪里起来的？”
刘宏明一愣。
“省检察院。政法系统。”赵立春的手指在扶手上一下一下地敲着。
“他在政法口的根基比你想象的深。你把他放到省检察院去，那不是关笼子。”
停顿。
“那是放虎归山。”
刘宏明的后背微微一紧。
赵立春说得对。祁同伟在汉东政法系统经营多年，公安、检察院、法院，到处都有他的人脉和旧部。
把他放到省检察院当检察长，他用不了半年就能把整个检察系统攥在手心里。
到那时候，手握侦查权和公诉权的祁同伟会变成一个更危险的存在。
这一步棋，差点走成臭棋。
刘宏明的额角渗出了一层细汗。好在这里只有赵立春，没有第三个人。
“那你说，放哪儿？”
赵立春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他其实现在是纠结的，因为和祁同伟的设想一模一样，刘宏明来找他了，还问他意见，祁同伟还给了去向。
窗帘拉着，看不见外面。但他就那么站着，背对刘宏明。
“汉东重工。”
四个字。
轻飘飘的。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但刘宏明的脑子里炸开了一道闪电。
汉东重工集团。
副部级央企。前身是汉东省属最大的重工业集团，2001年改制为中央直属企业，董事长为副部级。
账面上看，这是一个比省检察院还要高半格的位置。
副部级的央企一把手，管着两万多职工，资产规模号称三百亿。
但只有圈内人才知道，这三百亿的资产里有多少是注水的。
汉东重工从九十年代末就开始走下坡路。主营的重型机械业务被沿海民企和外资打得节节败退。下属十二家子公司，有七家在亏损。职工分流的压力像座大山压在头顶上。银行贷款的窟窿，保守估计八十个亿。
更要命的是内部。
老国企的通病，派系林立。管理层分成三派，互相掣肘了十几年。
上一任董事长是被气得住进了医院，提前退休的。
这不是一把椅子。
这是一座火山口。
据说这里面还是汉山会的自留地，以祁同伟和汉山会的关系，他进去，简直炸裂。
“妙。”
刘宏明的嘴巴动了。这个字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赵立春转过身。脸上没有任何得意的表情。
“级别够。副部级。谁也说不出什么闲话。明面上是组织信任他的能力，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他。暗地里——”
赵立春走回沙发坐下。
“他要是真有本事把汉东重工救活了，那是央企的功劳。跟汉东省的政绩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在行政序列上的积累全部归零。一个国企干部，再想回到地方行政序列，难度不亚于重新投胎。”
刘宏明越听越觉得这步棋精妙。
“要是救不活呢？”
赵立春的眼角皱纹舒展开来。
“救不活就更好了。两万职工的饭碗砸了，银行的坏账炸了，板子全打在他一个人身上。
到时候别说副部级，能全身而退就不错了。”
进退皆死。
这不是一个职位。这是一个专门为祁同伟量身打造的坟墓。
但刘宏明的兴奋只持续了三秒。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有个问题。”
赵立春端起茶杯，目光越过杯沿看着他。
“汉东重工的董事长是副部级。副部级干部的任免，是要报京组部的。我们省里能做的是推荐，但最终拍板的人不在这儿。”
刘宏明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了。
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
祁同伟一旦成了副部级干部，他的人事关系就不再归汉东省委管理。理论上，他们对祁同伟的掣肘会大大削弱。
赵立春放下茶杯。
“你想多了。”
他的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汉东重工虽然是副部级央企，但它的生产基地在汉东，总部在汉东，两万职工的户口在汉东。它的水、电、气、地、税，哪一样不从汉东省过？董事长是副部级没错，但他要在汉东的地盘上干活，就得看汉东的脸色。”
刘宏明的眼睛微微眯起来。
“何况——”赵立春的声音又低了一度。
“我听说国资委那边在酝酿一轮央企改制。汉东重工这种长期亏损的企业，很可能会被降级。从副部级降到正厅级。时间嘛，快的话明年，慢的话后年。”
刘宏明的脊背猛地挺直了。
如果汉东重工从副部级降到正厅级——
祁同伟就从一个副部级的央企董事长，变成了一个正厅级的国企干部。
比他现在的林城市委书记还不如。
林城市委书记好歹是地方行政主官，手里握着一座城市的人事权、财政权、规划权。而一个正厅级的国企董事长，管的是什么？是生锈的机床，是下岗的工人，是还不完的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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