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远听着，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从小跟着父亲学做买卖，父亲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诚信为本”，以前总觉得是句空话，直到三年前他处理山西分号的坏账，宁愿自己垫钱，也不欠百姓一分存款，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他点头：“爹，我知道了。下午我就去钱庄安排，把各州府分号的掌柜都叫过来，把规矩说清楚。”
“嗯，”苏半城满意地点头，“你办事，爹放心。”
正说着，院门外传来敲门声，小三子跑去开门，喊了声“王大爷”。是老王来了，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短打，肩上搭着个布包袱，手里提着个陶坛子，脸上带着笑：“苏掌柜，苏夫人，我来送枣酒了！”
“老王，快进来坐，”苏半城起身迎他，“刚还跟你苏婶说你呢。”
老王走进来，把陶坛子放在廊下的石桌上，“这酒刚酿好没几天，我尝了尝，比去年的甜，就赶紧给您送过来了。”他抬头看向满院的海棠花，叹了口气：“这树长得真快，想当年咱们在这院里商量怎么对付魏知府的时候，它还没我高呢。”
苏半城也跟着感慨：“是啊，二十年了。那时候你才三十出头，能扛着账本跑几十里路，现在都当爷爷了。”
“可不是嘛，”老王笑着，从布包袱里掏出个小布偶，是个用粗布缝的老虎，“这是给念祖的，我家孙女儿也有一个，天天抱着睡。”
苏夫人接过布偶，笑着说：“你有心了，念祖肯定喜欢。”
三人坐在廊下，老王倒了两碗枣酒，递给苏半城一碗：“苏掌柜，您还记得当年截粮船的事不？”
苏半城抿了口枣酒，酒液醇厚，带着枣子的甜香，思绪一下子飘回了二十年前：“怎么不记得？那是光绪二十六年，魏知府想把各州府交上来的粮税偷偷运走，换成劣质的粮食，从中牟利。咱们得到消息后，你带着账本去巡抚衙门报信，我和几个伙计留在汾河边的码头，想办法拖延时间。”
“可不是嘛，”老王的眼睛亮了起来，“那天早上天还没亮，码头上都是魏知府的人，手里拿着刀，凶得很。他们要把粮船开走，您跳上船，跟他们对峙，说‘粮是百姓的粮，税是国家的税，你们敢动，我就去京城告御状’。”
苏半城笑了，“那时候也是急糊涂了，哪敢真去京城？还好李大人带着人及时赶到，把他们都抓了起来。你不知道，那天我胳膊被刀划了个大口子，流了好多血，你苏婶给我包扎的时候，哭得不行。”
苏夫人白了他一眼，“那时候谁不担心？你要是出了事，我和明远娘俩可怎么活？”
老王喝了口酒，“说起来，前几天我去乡下走亲戚，还听说魏知府在牢里病死了。他儿子后来回了老家，在镇上开了个小杂货铺，听说日子过得不怎么样，没人愿意跟他打交道。”
苏半城听到魏知府的名字，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淡淡说：“善恶终有报。他当年做了那么多坏事，害了那么多商户，有这样的下场，也是活该。”他从不主动打听魏知府的消息，过去的事该放下就放下，现在一家人安稳，比什么都重要。
中午吃饭的时候，苏夫人做了一桌子菜：切得薄薄的平遥牛肉，蘸着醋吃；炒得翠绿的长山药，带着清甜；还有凉拌菠菜、小米粥，都是家常味道。念祖从外面回来，小脸跑得通红，额头上还沾着汗，坐下就抓了块牛肉塞进嘴里，惹得苏夫人笑个不停：“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小心噎着。”
饭桌上，苏明远跟苏半城说：“爹，下午我去钱庄的时候，顺便去趟巡抚衙门，跟周主事说咱们同意承办粮税转运。我还想跟他提一下，能不能把转运的费用调低两成——各州府的百姓交粮税已经不容易了，能省一点是一点。”
苏半城放下筷子，很是欣慰：“好，就该这么办。咱们做买卖，不能只想着赚钱，也要为百姓着想。当年要是没有百姓的支持，咱们也斗不过魏知府。”
下午的时候，天阴了下来，飘起了小雨。雨不大，细细的，落在海棠花上，把花瓣洗得更干净了，香气也更浓了。苏半城坐在廊下，手里拿着一本旧账本——是汇通钱庄刚开业时的，上面的字迹是他父亲的，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他想起父亲临终前对他说的话：“半城，咱们苏家做钱庄，最重要的是‘信’字，只要守住这个字，苏家就能一直走下去。”
如今，他守住了“信”，也守住了家人，心里很是踏实。
苏明远去了巡抚衙门，路上经过南大街，看到熟悉的景象：卖糖葫芦的张大爷推着小车，吆喝着“糖葫芦，甜又酸嘞！”，几个孩子围着他吵着要吃；布店的王掌柜站在门口，跟路过的街坊打招呼；还有卖剪纸的李奶奶，摊位前围了不少人，她剪的海棠花栩栩如生。苏明远想起当年魏知府在的时候，南大街上冷冷清清，很多商铺都关了门，百姓出门都小心翼翼的，生怕被魏知府的人刁难。如今再看这热闹的景象，心里满是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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